汉心专栏文章（29 篇）

当下中国，源于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进步”想象，不少人认为，社会生活不需要脱离实际的上层建筑，也不在乎国家立场和集体精神，甚至以为，只要健全法制、弘扬民主，即使没有社会道德和公共责任，也能保障社会正义和人生幸福。然而，社会实践表明，个人权利和价值观的确立，不应是一种低度的个人需[……]

在中国，由于崇尚国家统筹而使得政治不具有自由主义者所指的大众性，所以，在一般人心中，政治往往被曲解为单纯的社会管控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人人有份的社会功课。长期以来，由于一切民生国运皆诉诸于政府，在突显其无所不能并承受了不堪之累的同时，却也折射出官员能量在民意天平中不可替代的主导性功[……]

个体利益最大化，以维权和效率为旨归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

——作家张宗铭先生“肃反”系列长篇小说《女人与土匪》《远山苍茫》解析文明是人类在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难题时熔炼出的精神救赎，是人的命运遭遇困境时生发的情感体贴和心灵共勉，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从而形成互利共荣的爱与协力。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

现代人幸福感的流失和各种心灵困境就在于人们过度依赖于理性和科学，自以为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和物质支持就可以通向绝对的自由，从而随心所欲滥用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为我所用的开发和行为冒险，所以，当对欲望的煽情和纵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个人的冥想就显得不仅亳无时尚而且没有意义，在这个高[……]

肇始于人的本性和欲望被正名、被肯定、被大肆张扬并“去道德化”之后，人的好恶便成为权衡利弊的唯一标杆，从而跃升为罔顾天地苍生、凌驾于一切之上裁决万物的最高尺度，故此，被誉为“二十世纪良知”的史怀哲神父呼吁：“我们都应该懂得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学会礼赞和分享，那种仅仅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

在中国，谁“养活”了自己，往往被社会寄生集团颠倒主客关系进行反复的话语渗透，进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标准化”社会意识，所谓“天下”的人、组织的人、，也即是被权力分级操控着全部生存资源，依靠官方提供吃穿住行、输血供氧获得活命权的人，因此，其内涵就不仅止于一般的社会身份标识[……]

精神分析学对潜意识的发现拓展了人类认知状态中广泛而带根本性的领域，它的贡献在于确证了无意识对人类精神状态最本质的影响，也即我们一向依赖的理性判断所给出的关于人的定性或定义，极有可能是临时性或者机会主义式的社会表演，是人的潜意识外化或延溢出的某种虚象，是个体受制于制度文化、道德习俗[……]

奥尔森说过：“集体行动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社会中存在着能够迫使人们愿意去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自愿分担责任并积极捍卫和服从这一目标”。前者赖以产生的前提多是诸如族群争端、生存共同体遭逢不可抗力，以及外敌入侵等来自[……]

在中国，由于公权领域的对决博弈长期处于对峙性紧张状态，使得人们基于个人福祉和安全之虞，一般都选择游走于权力场域之外，从而自愿弃权作“沉默而无为”的大国寡民，所以，道里坊间才总是流布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谈国事”等刻意规避公共义务、远离权力伤害的警世通言，这种因专制极权主义历久[……]

在中国，由于在传统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缺乏阶级、族群和各种次生性的有机民间自组织，或基于共同的目标信念结盟的非公权机构能够相互并列、自由申展的社会空间。所以“人民”作为国家体制之下元子化无结合力的虚设概念，往往既无可以确证的语义内涵，也没有可以依凭且能够为其提供发育与生长的人力与物力[……]

当我们额首称庆现代化如期而至时，何曾料到现代性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系统化干预已逼得天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波德里亚说“现代资讯和交通带给人的不仅是便捷和高效的物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认知模式，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应[……]

在中国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承传之中，由于缺少形而上玄思和“绝对精神”的仰望，缺少对人本身局限性的洞见，所以，很难超越庸常俗务和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掣肘为人设置出一个以知识和智慧为内核的理想国度，因而就难于培育出从人性的本质上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的文化与制度机制，当然也就无法做到深谋远虑[……]

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

少时读古史情事，往往对个中的奸佞枉道之人何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肆行无忌不能理解，总以为坊间黄口小儿尽知的常理竟让恶人当作耳旁风。市井无赖当属教化不严，便有作奸犯科者也可推因为冥顽粗鄙，故不在议论之列。而颇受诗书礼仪浸淫之徒也趋之若鹜、从恶如流且生生息息长盛不衰，或以为恶人使坏蔽目塞听[……]

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科学实证，纯属“天授神赋”的瞬间偶遇合成，因而其独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和属灵的光采。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所有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

现代人的觉醒即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已随着市场化的全面渗透而日渐分解成为个人化的选择，这一方面源于社会中心缺乏驱动个人为之努力的激励机制，另方面则是长期“渎神主义”教化导致的价值分裂，使得人们非但不能从盲目的政治朝圣中找到“甜头”，找到足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反而因过度[……]

反抗是人类基于生命安全的本能警觉，因此，任何为保全生命而选择的行为方式都理应得到宽容和谅解，所以，一切建基于人的社会制度和法理设置、抑或主义信仰等，都应该而且必须立足于对人的处境的关注，其旨归都应该是有益于展示健康的人性和生命的尊严并让人活出意义来，从而启悟人们尊重并自觉坚守和维[……]

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有关“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定义含混，纵有王权正史和民间文本中连篇累牍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体的个人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所谓顺民刁民、乃至暴民……这种随机性应“时势”而随意褒贬定性，完全基于体制维权的“务实”需要而任意命[……]

人活着并置身于现代社群之中，就得有所思和有所信，就得有理性界定何所当为何所不当为，因而便产生出基于人在处境中进行自我确证和表达的社会观念或主义。所以，只要是基于真实的意愿而非诱骗与胁迫的主义和信念，都应当对其参与人和信奉者具有内在的节制和良性的引导，并依此路径对相应的社会关系和价[……]

中国的典籍中绝少对太阳的积极感念和审视，承传至今的多神教巫术迷拜遮蔽了对这个万物生息之源的直接观照，天授神权和万物有灵的双重敬畏使中国人始终匍匐于自然神的威慑之中而不敢对其进行形而上的索解和质问。文本中“七月流火”“后羿射日”“夸父逐日”以及对象征水的图腾“龙”的敬畏皆出于对太阳[……]

故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材，是谓袭明……‘’“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在中国，所谓“孝悌、节烈”之所以成为维系社会和家庭伦理的理想品质受到特别关注和重视，恰恰反映了这是一种稀缺而难于推广的社会品性，试想，当一种本应是普适而为公众所接受的[……]

当消费天然物业己成为部份人的独享资源时，原本属于尊卑荣辱共享的公共品己被质换成社会等级中的所有制形式，其附加的流通成本必然只能成为具有优越位势者的专利。这说明环境的恶化所引发的资源短缺已成为决策层在调整社会利益格局时难于实现：按序列公平分配，从而导致社会关系中量质严重不等的资源占[……]

人是创造者、是爱与自由的集合，也是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决定力量，因而人本身作为绝对价值又是构成社会财富的原点和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根源于这一前提，任何建基于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其遵循的公共选择和价值判断无论其文化依存和国情政势如何殊异，都必须立足于旨在营造健康、自由而富于人[……]

人的评价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常常被诠释为动物层级的生存权，所以，有关人权与政治关联的表述都被设定在生存和安全这种最基本的“活命权”选项之内，而其它更具人味的生活价值如：尊严感与发展权，内在的心灵慰藉、以及创造性实现和自由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人权，则因社会整体认识上的迷误和权力话语的有[……]

曾几何时，人们已不再礼赞落霞与晨晖，不再礼赞老人与少女，不再有透心的悲欢与忘情，独对造化大野时既无端肃敬畏的谦卑，也不再作仰望苍穹遐思无限的冥想，耽于实物期待的急切与焦索裹挟着发展主义所向披靡围猎捕捞，将植根于人性本质的抒情境况辗碎分解为无所不能的货币化计量单位。麦田牧歌、月下丝[……]

现代科学关于人类对世界感知的虚拟性设定：使人们有理由质疑语言表述的真实性基于此，那种受制于专制霸道虚张声势的所谓伟大光荣正确和形势大好等病理性社会繁荣，一旦被置于观察者的视域而具有了现场感时，人们顿然的觉醒已不再是了悟世象之后的通体快活，而是直指虚设假象的长期误导和哄骗进行愤怒声[……]

在中国，“政治”由于没社会的普遍参与因而缺乏公共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政治往往被狭义曲解为社会支配权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决策意识和国家组织形式得到人们理性上的积极关注和认同。长期以来，由于权力对人的不宽容和压迫性剥夺而被中国人普遍将其误读为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这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