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分类：时事点评；标签：环境 ；日期：2007-12-14
中国宣布将从今年6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一度成了国内舆论的热点话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这一行动是“大胆的”，但对这一政策能否在这样的大国中得到切实、全面地推行仍存有疑虑。据《生命时报》1月10日报道，多伦多市长苗大卫（David Miller）表示，“中国式”的禁令不会发生在多伦多，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那样做。但是有趣的是，中国在环境保护上居然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省略号是我加的，因为这句话的后面还跟着一堆好话，甜得发腻。大概是外国的政要比较羡慕吧，这种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一刀切”，在全球范围内基本是独一无二的。抛开其中有多少隐喻不说，外媒的“疑虑”也并非无中生有。近几天来，针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限制使用塑料袋通知，国内各方反应花样百出。比如，有人解释称，塑料袋有偿使用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也表示，支持对塑料袋推行有偿使用，“甚至可以推行惩罚性收费制度，来抑制消费者过多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只是收几分钱，几毛钱，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
毫不怀疑有关人士的环保积极性，然而，会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得由老百姓说了算，代替老百姓表态显然是喧宾夺主。同时，把《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定义在有偿使用的层面去诠释，肯定是一种曲解。且不说把矛头对准底层消费者是方向性错误，单说片面用“有偿”和“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塑料袋问题就滑腔走板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反问：难道有偿使用的塑料袋就不污染环境了吗？
这样“抬杠”肯定会有人说我心理阴暗，人家提倡“有偿”，无非是加大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进而让人望而却步。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中，未必不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手段。但是，持这样想法的人忘记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任何社会属性的法令都应该具有善意的引导功能，收费或惩罚只能作为补充手段来保证机制的良性运行，绝不是解决意识问题的第一要素。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中国社会上下都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钱是解决一切矛盾的调节器。不管针对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政策到了执行层面，都演绎成了以奖罚为基准的治理手段。在这样的理念下，一些地方把计划生育变成了“计罚生育”，只要交罚款，孩子可以照生不误；各地排污企业心更是领神会地把交罚款当成维持正常生产的法宝，短短几年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工业污染全面告急……如同不计其数的矿难，每遇到死人事故都会被“责令整改”，有的黑煤矿一年被强令罚款几十回，不但没有停工停产，甚至连事故也没有停止发生。不要以为这是中国人聪明能钻政策的空子，关键是某些政令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为“对策”打下了伏笔。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出台任何一种环保措施都会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但既然环保以社会形态出现，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的义务。可惜，这样的“义务”在某些官员头脑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然，怎么去解释“环境保护法”颁布近20年，各地污染日益严重？又怎么解释相关污染法规颁行若干年，连禁止使用塑料袋都变着法子挤兑民生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从资源产品涨价，到城市供气、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品价格飞涨，背后都不乏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类的堂皇口号。而在这样的论调遮盖下，所有的“有偿”和“收费”基本都是风险转移和成本转嫁。
有论者认为，向消费者分摊环保成本，一方面是希望起到警示作用，让污染者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是国家还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支付如此庞大的开支。这话没错，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但仔细品味却近乎强词夺理。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也禁用塑料袋，难道他们的国家很富裕吗？滥用塑料袋的习惯之所以在中国根深蒂固，主要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商家为了吸引客流而奉送，供不应求又使生产商获利颇丰，流通领域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地方的GDP扶摇直上。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下，牺牲的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天使用的塑料袋就超过30亿个以上，全国每年的塑料袋使用量超过1万亿个。而鉴于塑料袋需要大约200年才能降解，所以无论江河湖泊，也不论高山平原，只要有人迹的地方，便是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
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环保意识并不准确，真正不计污染后果的恰恰不是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外国人比中国人看得更清楚。法新社分析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都充耳不闻”，所以，许多外国人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措施能否解决问题表示怀疑。就算他们是出于嫉妒心理说风凉话，人们也应该明白，在一个崇尚公平的社会，治理环境污染同样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把治污的成本变相转嫁到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势必造成人们的心理反弹，那将是更可怕的公权污染。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不管老百姓有思想还是没思想，芦苇终究是芦苇，都会随风而偃或者临风而折。人性的脆弱常常表现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基于这一点，制订和执行任何一种社会性质的法令都应该将心比心，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最好的办法是以悲悯众生的心肠让更多的人知道污染环境的害处，而不是让处于弱势的群体付出更多的代价。诚如《泰晤士报》针对中国的“禁白令”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非得禁用塑料袋，而在于找到办法劝人们关心他们身边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