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晴；分类：历史长河；标签：战争 ；日期：2000-07-24
——《鸦片战争》心解
导演谢晋发愿拍成“历史巨片”的《鸦片战争》，赶在一九九七年“七?一”这个大日子前如期“献礼”了。虽然没有像《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夫唱妇随》那样被明确告喻为“主旋律影片”，但《鸦片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享受到了上述数片的待遇：
公映前，审片领导点头称许；公映时，国内报纸好评如潮，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倒也十分热闹。广电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一齐关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宣传、发行、放映工作，以至于从一号到七号，笔者问了城北城西好几家电影院，竟然任何一天的票都订不到。订票处开始以为又有公费请客的生意，等到弄清楚我们一共不过两、三个人，便失去兴趣：“七号以前都是包场。”说毕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好不容易等到声势浩大的各项回归庆典陆续收场，如笔者般自掏腰包的个人观众才得以到重新开放的电影院“后睹为快”。因为上座不足十分之一，电影院连冷气都懒得开，观众们一边欣赏这血火巨片，一边噼噼啪啪赶蚊子。剧终散场，想想这十五块钱花得实在冤枉——差不多是普通北京人一天的生活费！
掏钱买票的观众自然要问，一部“历史巨片”应具备什么因素？或者说，他们应该享受哪些服务？想来至少须有三点：历史大脉络真实可信；细节(包括人物)的艺术虚构成功；艺术家们，当然主要是导演，特别是象该片导演这样怀着“一种长久的民族感情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艺术宿债”名导演，要有真诚的历史反思来启发观众。
下面仅以观众的感受，而非圈内捧场或各级宣传部门的精神，来检讨这部影片。
(一) 电影的开头
紫禁城暴雨如注，上谕讨论“严禁鸦片吸食立斩”的廷寄纷纷发往各地疆臣，字幕打出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然后是林则徐一脸郑重写奏折的画面，接着他厚重的画外音响起：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大患。臣以为，如再犹豫不决，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防。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个开头颇具气势，大概可以震住不少观众，让他们油然生起亡国之忧思。问题是，林则徐不可能在1838年7月时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样的话。
他要是有这份远见，把外国人作为一个有意图有能力亡我国灭我种的敌对力量来考虑，就不会在禁烟中犯下轻敌的错误(这个错误电影也是承认的)。甚至当时全清国上下究竟有没有人有这份远见，都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直到1842年战争已近尾声，道光皇帝还在和文臣武将们琢磨：“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
再说，林则徐也相当不可能在奏折中使用“洋人”一词。直到鸦片战争后又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国的咸丰皇帝拖妻带子逃到热河，让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战后通过条约规定，外国人才有幸被满大人中性地称为“洋人”。在此前的奏章谕旨和著述中，他们一概被斥为“蛮夷”。这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用词问题，而事关着天朝的体统，而体统——该片导演也在电影中承认——是天朝的君臣心目中头等的大事。
还有“亡国灭种”，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令“无数革命先烈”最为痛心疾首的焦虑，以抗战街头宣传起家的谢晋，对这一口号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则徐不是宣传队员，他不可能有这种值得尊敬的忧虑——“亡国灭种”之忧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识到、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挂在嘴边上的，那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十年的事了。
林则徐和所有参加禁烟大讨论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鸦片造成的银荒，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外国人只是遥远模糊、无关痛痒的事物，是作为奇闻异事载于典册而聊备一观的——“外国人颠覆天朝”是当时大清国的君臣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该片导演由不得林则徐按照历史条件去思想和说话，他需要林则徐替自己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句林则徐的《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没一点影子的远见卓识，在把“洋人”刻画为居心险恶的下毒者(而不仅仅是贩毒者)的同时，鸦片战争便被渲染为一场保种保国的壮烈的卫国战争了。
问题是，鸦片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这是一幅滑稽卑琐远多于庄严壮烈的图景，却是当时的真实，也是中国悲剧之所在。
这悲剧的责任者，不是被判绞监侯以谢天下的奕山奕经，也不是眼界有限的道光林则徐琦善，甚至也不是把鸦片运到天朝海岸的英国人——早在奕山奕经林则徐当道掌权之前，也早在鸦片侵蚀天朝的官员军人之前，清朝的国力和精神就已经腐朽了。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当天朝的君臣对着夷人的击燧枪和世界地图吃吃发笑，在磕头礼上争国权、存国体时，天朝来自文化最深根脉的腐败，已显露尽然。在民族歧视、文网周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缠绕纠结的清朝，吸食鸦片只是诸种病态的表征。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气量，还是一古脑赖到外人头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头等命题。不幸谢晋拍电影向来不是为了自省。按照江总书记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着高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节拍，他把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文明痛苦的调适过程，立场鲜明地处理为：“鸦片战争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摆在历史上，……英国人用炮轰我们怎么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吗？”“武器落后，仍不畏强暴，拼死血战，这是很悲壮的行为。《鸦片战争》就是要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
(二) 林则徐进京
要不要禁鸦片？虽然禁烟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颁布，百年来实际处于我们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对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弃民吸鸦片慢性自杀，在这个处处以省事省钱为要的小气皇帝看来，无关大局。后来言官黄爵滋气势逼人提出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还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查禁鸦片)。钦差点了当朝最为清廉最有效率、且办事彻底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说明拖拉敷衍几十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在和房师沈维矫(这位是史有确载的)告别时，谈及未来的困境不禁泪下；他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龚自珍，也送序为他担忧、为他打气。不知导演为何断然舍弃所有史实，重打鼓另开张，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大烟鬼吕子方，据称还兼为道光的开蒙老师(用水墨丹青和四书五经开蒙也够特别的)，和林则徐的“恩师”(蒙师？开笔师傅？房师？座主？情况不明)，在这层关系之上，就演出一场“道光爷挥泪斩都讲，吕子方慷慨祭大旗”的好戏。
大概在该片导演的概念中，皇帝么，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包括自己的老师，恰如后来的一整批军阀包括蒋中正毛润之之所为！可实际上皇帝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他要杀什么人，用中国现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得“给个说法”。而在1838年以吸食鸦片来定罪杀人，恰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林则徐进京前各省大员们讨论的中心。在当时人看来，吸食鸦片是自害自身，无法与十恶(杀无赦的十项大罪)相提并论。如果吸食鸦片即罪当论死，那么制贩鸦片又当判何刑罚？
再说当时全国的吸毒者多达数百万，亲友等相关之人更不计其数，对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势将震动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使道光大为震怒的庄亲王奕和镇国公溥喜吸食鸦片案，也不过着革去王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两年。导演抄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剧老套，无非为达到如下效果：连大烟鬼都奋勇为禁烟作贡献，观众心中难道不该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坏，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洋鬼子的敌忾之气吗？！可惜在编造情节时，导演不仅超出了历史的实在性，而且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结果这场搬演于勤政殿外的沉重肃穆的“斩马谡”(明清以降，从没有让一个罪犯亵渎过午门以内的土地)，反而达到一场杂耍的效果。这“烟鬼要禁烟”和电影后半部分的“赃官能杀敌”，作为导演精心构想的重头情节，堪称该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之双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着推出一个主要角色，禁烟大员、行商、英国鸦片贩子、还有谢戏里绝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间的穿线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这根线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颗珠子都对不上眼。
根据行商制度，外商和他们的保商关系固定，就算更换保商，也超不出这十三行；同时，行商习惯上是子继父业。也就是说，何敬容作颠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继承人，颠地对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从他海里捞上来之后对面不识，而让他当水手刷甲板。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起的翻译小组，“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将这些情报采集成册，以供参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辉和梁进德二人，都是传教士的学生；还有一名华侨青年和一名去过印度的老人。而林则徐的夷务幕僚班子。
包括了一批广东地方上的精华人物。如副贡生梁廷，全凭自觉了解收集夷情，研究粤海关历史，并为后世留下一部鸦片战争目击记《夷氛闻记》。但是在电影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出来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象通广东通中国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夷务大腕，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与洋人斗法靠他，琦大人谈条件办劳军也靠他——身为鸦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实，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这位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能说洋文、敢冒险出洋作生意赚大钱、能和官府打交道、还有心追随下台的林则徐去搞搞学术研究的优秀青年，三分像谢晋熟悉的上海洋场小开(注意，这种人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出现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学归国人员”，这类超越历史时空的传奇人物恐怕只在廉价的肥皂剧里才草草攒出吧。
为了加强何公子情节的戏剧性，谢晋还设计了一场洋美人劫法场，洋美人之父、大鸦片贩子颠地冲出商馆、从清失兵手中夺回女儿的“好看的戏”。导演大概忘记了，当时颠地已经被两广总督驱逐，林则徐到达后，又一再传颠地问话。颠地自知处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馆里不敢露面。如果象电影中那样，他冲出商馆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将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过电影琢磨一下谢晋脑中的艺术素材库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鸦片战争》中金枪鱼号上的鸦片交易一场(中国老头子开箱验货，满意以后，从自己船上搬来大箱的银子，换走大箱的鸦片)，颇具上海小菜市场上先尝后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气氛。可是作为自由贸易的老鼻祖，英国人早已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当时在广州进行的鸦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现银——清代的银锭由于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来是很麻烦的——也不需要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港脚商人从印度运来鸦片，把货卸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中国的鸦片买主只需把银子(通常是更为方便可靠的银票)交到广州洋商馆，凭商馆出具的执照，即可驾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到趸船提货。
(四)妓女蓉儿
以拍摄言情见长的谢晋，大概以为不在历史和战争中加点桃色就不能看，不顾历史学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国”之老窠臼。横逆当前，推出一两个大义凛然的奇女子——或牺牲了生命，或贡献了身体（后者在强调贞洁的中国犹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历史课题、不必再费心反思积贫积弱的真实原因的同时，兼收壮烈凄美之效果，何乐而不为？庚子之变有赛金花，洪宪帝制时有小凤仙，焉知鸦片战争中就没有蓉儿！即使不见史载何妨编一个？倒是本篇对妓女蓉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谢晋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爱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鸦片战争》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纯真爱情；其二卖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顶好再有点神秘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杜十娘、李寄和红线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会后花园，还能直接手刃敌酋，比实有其人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更上一层楼。
令人不解的是，爷爷是前御林军高级军官和随乾隆爷开疆拓土的老英雄，孙女是有血性有胆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为了什么了不得的隐情，竟甘心被一个行商攒在手心里，忍受为奴作娼的命运。电影里交待得语焉不详，大概一心只想编得刺激的导演也想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糜。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重伤撤退。失去防护的定海军民纷纷逃散，英军毫无伤亡地占领了这座空城。姚怀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壮回来增援，见大势已去，遂跳进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杀。
看来这种平朴沉重的史实不合导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罗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纲。于是，在电影中，英军用大炮攻克定海变成了炮台或城楼上的肉搏，跳水池变成姚县令向北叩首然后横剑自刎，而目睹这一悲壮之举的英军个个面无人色……。
如果说从电影开头一直到姚怀祥之死的一系列编造还可以用该片导演个人的艺术癖好来开脱，那么姚怀祥自杀后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称之为有意为之的欺骗宣传了。这段字幕说：姚怀祥是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第一个大清官员，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有三百多名官员自杀殉职，而无一人投降！
不知《鸦片战争》的编导们自己有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实在是在玩一场拼接术。不错，是“无一投降”。这是因为大清的官员战将望风而溃，还没等打什么硬仗，就没命地逃到安全的后方去了。将“无一投降”与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战争格局割裂开，再巧妙地与一场虚构的肉搏战、一个改头换面的壮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为渲染出这样一个形象：鸦片战争是一场英勇无比的地狱之战，弱小民族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武器精良的强敌埋葬在血肉长城中。
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没有英勇战斗的表现，比如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定海之战，葛云飞等三总兵战死沙场。但更普遍的是吴淞、厦门之战这种主帅弃职先逃、士兵跟着一哄而散的战事，而且越是到战争的后期，在清军对英军的战斗力所知越多之后，这种不战而溃的情况就越频繁。当英军危胁扬州时候，这个积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缙绅，决定还是出钱买命为好。
这算不算是一种投降行为呢？再说，即使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在绝无胜算的情况下，开城出降还是人尽为战，哪一种选择更负责？这本是一个超越国籍和超越时代的争论，我们今天只能说，应由每一地的人民和军人、官吏，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作出抉择。但《鸦片战争》导演紧跟当局自“整风”“审干”之后铸就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把投降视为罪恶，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当历史人物没有表现出该片导演需要的“武器落后还拼死血战”的品质时，他就干脆不拍！所以“谢版鸦片战争”到琦善革职就戛然而止，尽管这以后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战争打到底；奕山、奕经两将军又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仗(占整个鸦片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事都发生这后一阶段。谢晋快刀斩乱麻，把这些丢盔御甲不给中国人长脸的事一笔勾销——不过他倒底还不便把1841年的定海之战移到1840年来，所以只好在姚怀祥之死的细节上作手脚。
(六) 关天培之死
关天培以相当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阶而战死在火线，在鸦片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就特别为时人所乐道。各种记载中关天培战死的情形颇有参差，传奇色彩也极浓，如：
“关天培……死守虎门，请援不应，老仆劝退，关叱之去……炮台已陷，…关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
“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盖去乎！…天培挥刀斫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见天培立如生，反骇而扑。……”
也有出自现场英国军官的记述：
虎门战后次日，关天培的家仆孙长庆，打着一面白旗来到英军占领的亚娘鞋山，请求运走关的尸体。鉴于日前英军已指挥俘虏将尸体全部就地掩埋，不得不把许多尸体又重新挖掘出来，由孙长庆一一辨识。当悲痛失声的老仆将尸体带走的时候，碇泊近旁的伯兰汉号军舰指挥官，命令舰上小炮鸣放礼炮，“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清楚完整，也很生动。
在电影中，史实清楚的“收尸”情节完全没有采用，而“英国军人看到关天培洞焉不倒的尸体反骇而扑”这样的拔高和丑化，则进一步渲染为：
关天培坐在炮身上，向登上炮台的英军勾勾手指头，口称“来呀来呀”(这个镜头大概出自擅拍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的香港导演之手)，说着扣翻火盆，将事先堆放在大炮周围的一桶桶火药(不知攻坚战中关天培哪来得这份功夫)炸响，关天培与英军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是技不如人的战士最壮烈最有价值的死法。当再没有别的什么战术战法可以夸口时，中国的艺术家们就只好让我们的民族英雄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同归于尽，《林则徐》如此，《董存瑞》如此，《上甘岭》如此，直到赶在《鸦片战争》头里大大地弘扬了一番藏族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感情的《红河谷》也是如此，而如谢晋这样正在“创造新的巅峰，也可能是中国电影的巅峰”中国头号大师，也不嫌重复地再来一遍。大约是还怕观众对这种血肉长城的战术的威力理解不够，轰地一响之后，导演又安排义律在军舰上慨叹曰：“有这种气概的民族是世界上任何炮舰也打不垮的！”
“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一位与洋务派论战、到最后不得不靠装病撤退的大学士倭仁唱过的这个高调，已被世人笑骂了近百年，不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上海，又得着谢晋这样一位知己。
(七) 韩肇庆之死
影片中的水师副统领韩肇庆生的龌龊，死的光荣，体现了满清官员“爱大清也爱银子”的原理。根据这个让人茅塞顿开的原理，编导先是让林大人把邓廷桢、关天培的受贿案证据销毁，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禁烟的统一战线；接着让披枷带刑的韩肇庆，在最后的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主动请战，从炮台上踊身跃下，嗷嗷叫着冲向英军——朴刀起处，猬毛绕嘴的侵略者纷纷倒地(这个大鸦片鬼能力战许久，大概是在请战以前过足了瘾)。一名“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的灵魂于是得到升华。
大清的官员因为腐败丢了天下；国民党的官员因腐败丢了大陆；今天，共产党对自己一整批不时用公款“为了革命”而放松放松的大小贪官正无计可施——也可以说，正紧握枪杆笔杆，站在贪官一方，令遭到盘剥与欺压的百姓哀告无门。贪与反贪不仅在八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今天和明天，也依旧是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绷得最紧的一根弦。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电影编导挺身出来，通过自己的编造，对各个能量级的贪官们表现出宽谅与厚爱，兼为他们指出高扬民族大义、英勇反帝之生路，使得贪官们心领神会地团结在领导周围，不仅吮吸民脂民膏的劣迹风吹无痕，还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究竟出于何种用心？
（八）高潮：林则徐和琦善预言未来
编导的又一得意之笔：苍凉的海滩上，林则徐为琦善送行。这是编导安排的电影中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第一次，琦善作为钦差到广东，与摘了顶子的林则徐开会，就剿抚问题唇枪舌战；这一次，林则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锁拿进京。琦善说：你我虽都遭惨败，你或许名垂千古，我将身败名裂。林则徐说：虎门一战，前景可知，中华怕要进入漫漫长夜无路可行。
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于史无征，但在《鸦片战争》里却成为必需。林则徐和琦善的对面相逢，也就是林则徐路线和琦善路线的碰撞，其他人物情节都帖附在这林/琦二元对立之龙骨上。等到林路线和琦路线都惨败之后，编导似乎认为鸦片战争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南京条约签订(用旁白说明)，道光告庙，剧终。
三十六年前，电影《林则徐》把鸦片战争的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两条路线的斗争，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鸦片战争》依旧把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方略分歧，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只不过《林则徐》把剿定义为忠，把抚定义为奸，而《鸦片战争》把两者都定义为动机良好的策略。《林则徐》里边是三元里义民为代表的人民战争代替了官方抗战，《鸦片战争》适应流行观念，人民的代表变为妓女，妓女抗争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自作主张坏了大事，被果断地镇压了。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路线斗争式的情节处理理所当然。可是准备“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浓度上远远超过它(《林则徐》)，从而使影片在内在力度飞跃几个档次，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诗式的巨制《鸦片战争》，如此图示化就说不过去了。
《林则徐》强调林大人勤政爱民、对外强硬，本有历史根据，还被认为有“高大全”之嫌；《鸦片战争》的编导让林则徐预感到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先不说究竟什么算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闭腐朽，还是被外人硬敲开门的割地赔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只先顺着导演的思路认定1840年以后就算进入了黑暗、1949年才迎来了光明，这拔高就更离谱了。历史上的林则徐调到浙江协办海防时仍是气势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绕了一大圈回到福建，还认为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上上大吉。林则徐的真实思想当然有局限性，可是这种局限不正是林则徐本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我们要深自反省的吗？但是编导却懒得、或者是没有能力让事实说话，他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时代”、“井底之蛙”一类宣示性的语言来表达“必须改革开放”之类的空泛概念，顾不上这种语言与角色的时代，包括角色本人离得有多远了。
(九) 结尾
电影的结尾，悲怆的音乐响起，字幕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条约时代”，下面是从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条约的名字；然后是：“一百五十年后，中国收回了香港。”
这是该片导演为全片打上的句号，是他苦干两年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鸦片战争的全部灾难就是割了香港吗？换句话说，收回了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灾难历史就划上句号了吗？也许对该片导演来说，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中国不仅有了铁甲炮舰，还了有原子弹，还有了头号列强都没有的三峡工程，中国人民无疑“已经站起来了”。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对《鸦片战争》进行报导时，不是也用“头号黑体字”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兴盛强大时，才敢于正视自己那段最屈辱的历史”了吗？
然而字号再大、篇幅再长、用语再铿锵，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国民平均教育水准等一系列统计面前，说中国今天不属尚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吧？
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条约时代”的全部内涵吗？这就得提醒导演，我们今天不仍在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等契约之中吗？就算依电影所说“条约时代到来”，仅指从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今天已经明白知道的是，将这一时代与中国之前之后的“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鸦片战争的赔款，咸丰帝虽感手紧，库里总还剩了几两银子。剿平了太平天国，天朝的财政才从黑字变成了红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挖去了大批的银子，可谁又说得清一次投入160万兵力的“蒋冯阎大战”、先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拉锯战、以及双方投入800万兵力、时间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除了打仗，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的石舫、抗日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
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1997年7月1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97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这个日子给我们省了500万美元广告费。”。对于执政党狭隘霸道的文化政策从不见有任何建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谢晋，突然记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占便宜之处，打算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发言。由于“连续几届大会，谢晋都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谢晋决定发言”，令秘书处措手不及。据报道后来是看在“谢晋一脸孩子气”，“谢晋的拗劲”的份上，该处最后还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会后，《鸦片战争》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出席发布会的有：雷洁琼、陈锡联、洪学智、经叔平、邓朴方……。在求见这些要人或者向他们求一幅题字可以明码标价的当今中国，谢委员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仅省下一大笔场租，也当场拍出了集资的信誉担保。不错，《鸦片战争》听起来是民间集资，但集资之完成是由当时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出面，“召来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总经理，面授机宜”……。对于身在草莽(商业化的文化市场)而心存魏阙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与生意眼，能不服吗？“天才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更何况是香港回归。”遗憾的是艺术不能只靠门槛精[2]2。
谢晋恐怕不会不明白，一部电影，如果“从一开始就牵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得到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被上至总书记中宣部长，下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从数仞宫墙外边看看的地方接见，以示重视与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么来交换的，比方说，思想独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甚至已经成了《鸦片战争》的制片之一。
谢晋曾说，“我们要是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有一个好剧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单》那样十足现实主义的影片”；承认拍《鸦片战争》，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单》的灵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时候，他也不忘时时温习当今关于“舆论导向”的指示，（为他拍摄该片作历史性记载的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意外地发现，在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除了酒之外，还有一张刊登着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讲话的报纸，他已经看了好几遍。”）这可能正是今日中国政治大片的“社会主义特色”。于是，观众看到的《鸦片战争》，既要维持历史片的形式以获取“历史”的说服力，又要借历史的人物故事承载谢晋的（也即他所正确领会的党的）观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来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够的时候就放开胆子编。所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鸦片战争》无法“担当起全面公正审视历史”的重任。与中国今天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下的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一样，它不过是以“历史”为包装的宣传，不过钱花得多些、场面热闹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锢，使得不仅71岁、得以与书记们首长们搭上话的谢晋，也让那些没门子或不屑钻门子的、有着独立见解和独立风格的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在法律的保护下，放手去想、去写、去拍，以中国文化之悠久、所经受苦难之漫漫、包括今天丰富的现实，还愁没有好作品吗？
[1] 文中引号中导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话，引自郭伟成著《沉沦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鸦片战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
[2] 完稿之际，又见有该片编剧发表的“呕心沥血”拍大片的记述，谈到该片怎么四次将稿送审（从中央到上海），怎么每次都有具体的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参与者怎么苦不堪言，有着怎么样的难言之隐……最后大家敬爱的“谢导”怎么发了大脾气：“难道我是卖国主义吗！？” 读毕该文，同在文化专制欺压下的同情虽然也难免稍稍生出，但总的感觉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里同人所说：不是要赶时髦、捞政治资本么？那还能要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