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轼；分类：思想学术；标签：民主 ；日期：2017-09-21
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丰富？人口多少？公民素质？资本雄厚？国土辽阔？——这些都不是!
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你眼前。
■ 什么是国力的基础？
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这是《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所讨论的核心题目。也是许多几百页的巨著试图穷尽的疑团。
土地、矿藏、是自然赋予的天然的潜在财富，它未必能成为现实的财富。非洲一些国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可是国力十分虚弱；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但国力堪称一霸，这些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天然资源与国力并无直接关系。
人口多少也不能决定国力强弱。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发展中的国家。
人口的素质也很难决定国力强弱。苏联是一个十分注重科学和教育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科技在世界上列于前茅。可是苏联解体之后人口素质高的优点并没改变，而且整个社会失去了章法。政府里贪污泛滥，市场上黑手党横行，以致生产连续倒退，国力衰败之极。
资本的雄厚确能说明国家的实力，但资本是国力强大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资本可以造就一个强国，那么穷国进口资本就可以变强。但事实上一些穷国往往将进口设备糟塌殆尽，更不用说先进设备未必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好的产品未为能卖得好价钱，卖得的好价钱未必会再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孤孤单单的资本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
那么什么是一国致富的条件呢？我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制度。所谓市场制度就是财产权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
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有了市场制度，社会的各种资源都能得到最恰当的利用，生产中的浪费减到最低制度，正是由于经济运转的效率高，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比之非市场制度下的劳动所得报酬高得多。所以许多非市场制度的穷国的百姓想方设法移民到市场制度的富国中去，使他们同样的劳动获得高出数倍的报酬，不论你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从这一点来看，市场制度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它比之一切高新技术所能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高出十倍百倍。我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牺牲了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艰苦奋斗几十年，以为可以换取一个幸福富强的社会，但结果是国民经济闹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采纳了自由选择的市场制度之后，物质空前地丰富。创造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和富足。
市场制度的原则虽然十分简单，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市场制度的优点，原先实施其它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在试图转移到市场制度上来，但要做到保护产权和自由交换却非常不易。就拿我国来说，财产权的保护就很脆弱。国家的财产被非法瓜分、侵犯、蚕食，发生了许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案例，每年都有上万件侵犯国家财产的贪污案件。国有企业滥发奖金，亏损严重的国企造假账，制造盈利。更有许多企业靠银行贷款度日，实际是侵犯了百姓储蓄的财产权。
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也远不够。且不说治安不好，偷抢骗诈的案件层出不穷，还有各级政府用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侵犯百姓财产所有权。农民负担因而老也降不下来。更不用说过去没收土地、房屋、企业、工厂所造成的影响，各种债务债权被注销的影响，都使当今的财产关系蒙受了阴影。这也使一些企业家不愿更多地投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甚至把大笔财产转移到产权更稳定的外国去。
这种种问题并不是中国才有，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凡是这类问题严重的国家，尽管名义上也是市场制度，却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况。
至于说到自由交换，更不是易事，用票证来限制交易虽然已是过去的事，但死灰复燃的例子远没有绝迹。农产品的购销仍有严重的官方限制。在进出口贸易中配额、许可证等非市场手段仍有相当的比例。在电力市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土地市场中决不是任何人有钱就可以进入而是通过许多人际关系来实现交换的。说得清楚一点，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或者说，有钱无权的话，你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权力可以值钱，没有权力的人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特权参与交换的环境中，市场的自由交换原则被特权所破坏。人们不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钱，而是靠拉关系、行贿赂来牟利。于是人们争权力，争当官，钻营权势，把力量用在非生产性的勾心斗角上。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富足的社会。
市场制度承认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也正是市场制度具有无穷活力的源泉。市场制度实施以来的三四百年间，人类社会物质空前丰富，教育普及，寿命延长，人们享受各种科技发明的新玩意儿。这都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结果。当今社会上人们忙碌奔走，主要也是为了利，中国外国都无例外。人原本就是自私的动物，追求自身利益用不着别人去教。而且这种自私动机远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就早已存在。可是在过去，人的自私却是动乱的根源，人们反复地被教导，人不要自私，甚至要“存天理，灭人欲”。那么是什么新的因素参加进来，使得自利的动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呢？有人说，是市场的法律规则。这个论点确实不错。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交换就需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应平等地普及于每一个人；人固然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但这个权利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因此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更应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这就是市场制度下的自利和其它各种制度下的自利的根本区别。
然而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秩序，事实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办法，打官司不但费时费钱，牵扯大量精力，而且对方也不得不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作陪。一旦官司打输，损失就更大。同时国家还要设立法庭、警察局、监狱。而且这一切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是用于社会内耗的，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靠经常打官司来维持，而是靠市场经济的道德维持的。一个有良好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最初提的问题，什么是国力的基础？我认为答案应该是用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这个答案看似空洞，实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各界人士，各级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各方为此提供的建议非常丰富多彩，但有多少是提倡道德的对策呢？我认为要使我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各界人士将道德对策提到日程上来，此其时矣！
■ 统一台湾——一个公民的看法
统一台湾，台湾回归祖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实现这个愿望的途径乃至于性质，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在50年代是解放台湾，用武力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最后的一块据地。当时渡海的船只器械都准备好了，只因朝鲜战争而停止。但解放台湾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除了节假日，经常有炮火交锋。台湾一方则坚持反攻大陆的方针，把大陆政权称作共匪。台湾最大的政治犯是通匪。在这种形势下，海峡一带实际上是作战区，不要说通航，连打鱼也不可能。福建被列为前线省份，解放后30年除了造了一条鹰厦铁路准备打仗之外，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项目。福建成为沿海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自己忙于“文化大革命”，统一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海峡对岸则竭尽全力搞建设，大大地拉开了两地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开放改革以后，大陆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中央领导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越来越成熟，手段更灵活，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几次对台湾同胞书的发布，从根本上改善了两岸关系的气氛。随着时间的过去，两岸老的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过去的恩怨逐渐成为历史，两岸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海峡成为和平海域，大陆北部的煤炭可以经海峡运去广东，渔业活动为两岸增添了数十亿财富。双方再也不提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特别是迎来了人员交往、商业贸易和投资。和平政策使两岸人民得到巨大的利益，也为国际社会所称赞。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国家或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分裂，成为政治上互相敌对的双方，甚至兵戎相见。相比之下，中华不愧为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两岸人民和领导运用中国文明的智慧，几十年的积怨逐渐消化，展示了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的前景。
为什么要统一？因为两岸人民是同文同种，同一个祖先，同一个传统。如果不是20世纪中叶的那个事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仅是一瞬间），根本不会发生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但这些理由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统一将给两岸人民带来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相反，如果不统一这些利益就会丢失。如果非但不统一甚至相对立，将给两岸人民带来无比大的祸灾。这一点已经为过去50年曲曲折折的两岸关系所证实，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百姓最重实际，最关心安居乐业，因而希望统一，拒绝对立。
然而社会是复杂的。不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不赞成统一，甚至赞成对立，闹到动武也在所不惜。如果两岸政策被少数人所左右，百姓可要遭殃了。所以关系到两岸统一的事，百姓要出来说话。
反对统一的人，从他们的局部眼光来看都有充足的理由，但他们忽视的恰是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最重要的前提。尽管如此，对这种一时误入歧途的见解也要耐心等待。如果方法得当，假以时日，赞成统一的人必然越来越多。最后水到渠成，统一就不难了。
什么是恰当的方法？首先是双方要互相尊重。统一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坐下来谈判的可能，也才有逐步建立信任的可能。相反，故意挑起事端，制造是非，一方胁迫另一方，就可以使长时间努力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立刻烟消云散。统一过程之所以时进时退，正是缺乏尊重所引起的。如果任何一方不珍视过去努力所建立的良好空气和信任，不尊重对方的感情，随便说话随便行动，统一的过程就要大大延长。
经济上的合作最能体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贸易和投资不但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而且带动人员交往和信息沟通。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统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活动越广泛越深入，双方互相依赖的程度越高，到后来想分裂也办不到了。
对统一最有害的是人为制造紧张空气。如果任其发展，说不定真的动起武来。一旦动了武，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虚幻的目标，中国人自相残杀，完全不是文明的中国人所应做的事。如果说，动武是为了统一，那么事实恰恰相反。动武之后如果双方力量相当，相持不下，那么两岸彼此杀了人，就成了真正的敌对双方，统一就要多等待几十年上百年。如果一方不敌，被对方压倒，结果也远不是统一，而是征服。将来的治理将出现无穷的麻烦。和通过贸易投资所出现的局面相比，孰可取孰不可取再清楚也没有了。
许多人认为，只有保持动武的压力，台湾才不敢独立，这个估计大概不错。但是在武力威胁之下也就不可能统一，对恃的形势就将十年、廿年地拖下去，正像目前的不进不退的局面，直到新的一代领导人出现，用更高的智慧来处理为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将不可能获得扩大的、统一合作的利益。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台湾少数领导人胆敢分裂台湾宣布独立。这样他们将成为民族的历史罪人，被钉在千年的耻辱柱上，相反，如果一方动了武，中国人杀中国人，这个民族历史罪人的名义便将由动武的一方去承担。
如果两岸确有一批“仁人志士”，认为必须动武，而且不是叫别人去打仗送死，而是自己愿意为崇高的统一目标牺牲在所不惜。不妨专门划出一块地盘，让两岸的武士们在那里拼死较量一番，过一过动武的瘾。既免了搅乱别人的和平生活，也让他们的心愿得以满足。
以上就是作为一位普通中国公民、作为炎黄子孙的我，针对统一祖国的一些想法。总而言之，我的原则就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坚决反对用战争的方式。只有和平的手段，才能取得和平的成果。
■ 人民公仆，咋不习惯微笑服务
1980年前开放伊始，人们开始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去旅行，并把那里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国内，当时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里的礼貌和秩序，中国人生活6在那里别的不会说不要紧，有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那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不论是英、美、德、法、澳，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例外，那时的苏联是教育水平很高、人民素质优良的国家，可是这三句话却不普遍。相反，人和人争吵倒是经常得多。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甚至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也会反映出来。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协商妥协以谋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计划经济则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上。我要坚持原则，并不尊重你的原则。同一个原则，双方理解不同，一样会引起争吵。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一切事情都要有效率，礼貌和秩序正是效率的基础。
现在还缺什么？当然，缺的东西还多着呢。不过有一样却是带有关键性的，那就是官员们为人民服务时的微笑。这种微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是缺的。过去官员是父母，父母管教子女微笑不微笑原本不是问题；现在不同了，官员是公仆，仆人为主人服务当然应该有笑容，可是这种笑容不但稀缺，许多人从根本上觉得有悖常理。只有百姓陪着笑脸和官员打交道，哪有官员陪笑脸的事。企业的会计到税务局去缴税，要在炎热的院子里排上几小时的队。等轮到你时，发现你填的表有一项不完整，立刻被扔了出来，铁面无私毫不留情。这还是主人向仆人付钱的情况尚且如此，如果你打算办户口、办护照，规矩就更多，光陪笑脸恐怕还不够。
为什么？有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误解，以为政府是领导人民的。百姓心目中认为政府是当然的领导；官员们也自以为当领导的舍我其谁？所以百姓在和政府打交道时自己先矮了三分，而政府官员一开口便是领导的口吻，就是发指示的姿态。当惯了官的人，习惯成了自然，张口就有一种官腔。只有碰到比自己官还大的人才偶尔改变一下。其实，领导中国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各级人民政府。相反，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政府当然必须有权威，因为他有责任管理公共事务。谁都不听从政府的话，事情非乱套不可。但政府之权威仅仅是因为享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光是微笑服务所能达到的，而是靠政府的道德表率作用。忠于百姓、爱护百姓，体谅百姓，这样的境界不是做不到，但确实相当难。倒是政府常常滥用权威，欺侮百姓。前几年美国的一位业余摄像师无意中拍摄到警察在公路上蛮横殴打一个黑人青年。因为他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件事在美国一时成为头条新闻，因为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竟然有这等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其实这类事在美国并不少，只是因为被摄像机摄了下来，抵赖不掉才成为一大新闻的。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管理，这一点也不错。但政府用什么姿态去管？是运用权威、居高临下、铁面无情，还是平等待人、面带笑容、充满爱心，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大家都说，市场经济好是好，可是一切向钱看，甚至敲诈勒索、冒伪劣、贪污贿赂，风气太坏。有的人宁可不要市场经济的富裕，愿意回到富有人情味的社会风气中去，但是市场并不和人情对立，两者是可以兼得的。这里的关键就是政府的表率作用。首先让我们期待官员们的微笑服务作为朝这个方面前进的第一步。
■ 政府的职能只能有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地方，如分配平价外汇，分配进出口配额，审批低息贷款，调拨平价物资，核准土地使用，分配住房，分配紧缺商品的机构，都是最容易发生经济问题的地方。如果再增加一些政府机构去监督上述部门，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最可能的结果是同流合污。这样做不但不可能减小上述单位的贪污机会，反而又增加了一些有贪污机会的单位。
政府的职能除了监督少数垄断商品的定价和征收税金外，只限于维持市场秩序，例如禁止冒牌、欺骗、欺行霸市、违约、侵权等。当然，做到充分的自由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种条件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如果不能大大扩大民营企业的比例，自由经济的进程就要大打折扣。
■ 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
市场经济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诀窍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把每个人发家致富的努力汇集成为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们自私的愿望不再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反而促进了彼此的幸福。市场经济中权责利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而不是宗亲关系之上。每个成年人都有自主地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为了防止契约侵犯他人的利益，所以要有法律，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凡与法律抵触的契约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法律不同于契约，它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原则。
法律对于市场的重要性，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和宣传，已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但管理一个市场光有法律还不够，因为法律只规定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并不能保证市场运作的效率。为了提高效率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它使得同一件事可以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由此可见，管理条例虽然也是由政府制定、颁布、执行的，但它完全不同于法律，它实质上属于契约的性质。它不同于一般契约的，仅仅在于它是由一方单独制定的，并没有征得另一方的同意。这是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能逐个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而不是因为像法律那样，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管理条例实质上是一方缺席的契约。
但是在我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政府常有至高权威的国家里，官员们似乎有一种习惯，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种习惯影响下，主管部门颁布的各种管理条例，往往缺乏和对方商量的精神，而只顾自己的方便。其结果是与制定“管理条例”的初衷相背，不是提高效率，方便各方，而是叫当事人往返奔走，浪费时间和精力。有的条例成了刁难对方的借口，既不能给自己带来方便，还给别人设置障碍，甚至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所以才有办一个合资企业盖几十个图章的怪事。
所谓“对方缺席的契约”，其核心精神是指一方无权强加于人，相反，它应当是平等协商的结果。所以在制定条例的当时，便应尽量考虑当事人可能提出来的反建议，并想法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条款。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为了出国申请护照，必须有正当理由。对方邀请可构成正当理由，但邀请信常用外文书写，为了审查方便，当局规定外文邀请信必须译成中文。同时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可靠，必须由被授权的翻译机构来翻译。这一系列规定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要点，即如何从申请人的方便出发，使事情能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费用办成功。成千上万的申请人很可能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政府雇请兼懂外文的人才去办理申请护照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省往返请人作翻译的时间耗费、将译文打印成文、以及翻译本身的费用。这笔费用对每个申请人而言，总在50元以上，而如果由兼懂外文的办事人员处理，所增加的额外费用平均在每一笔申请上大约只不过二三元钱。这样所节省的社会成本全国每年可达上千万元，这仅仅是几百几千件类似规定中的一个例子。全国每年因政府颁布的条例不尽合理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浪费恐怕要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比较穷，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做生意，买卖货物，提供服务，都出于双方自愿，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其特点是任何一方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由不得客户挑选。处于这种垄断地位，政府即使像宰人个体户那样索取高价，百姓也只能就范。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即使政府将所赚的超额利润用之于民，对整个国民经济仍是不利的，因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如果个别部门将高收费当作单位的福利来源，则无异于以权谋私，离开贪污仅一步之遥。政府部门以其垄断地位收取额外费用，在社会上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其危害性更不能用金钱来计量。
政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正是制定和执行各种管理条例，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平等的契约一方，将极大地改变政府职能，同时也将改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 反腐肃贪，怎样取信于民
每次看到揪出贪污分子的新闻，心中总会感到受鼓舞。这次宁波涉及70多人的大案曝光，更是令人高兴。尤其是这个案件牵涉到一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的许运鸿，确是大快人心。
应该客观地承认，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向贪污作斗争的决心是巨大的。比许运鸿位置更高的人，像国务委员陈希同，只要犯了案，一样受到惩罚。共产党内虽然有贪污分子，但党的肌体基本上是健全的。任何一个干部，只要有人揭发，哪怕材料不很过硬，纪检部门也会认真去追。尤其是高级干部，一旦被盯上，罪恶迟早被揭露。因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正是高级干部的问题能否一视同仁地被查处。
可是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越是揪出高级干部的问题，群众越是解气，但心中的疑虑也越重，是不是还有更高级的干部要被揪出来，并且确实在期待爆出更大的新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难道要揪到总书记大家才满意吗？这种心理十分有损于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削弱国家的领导力量，尤其是不利于为全国人民树立肃清贪污的信心。如果没有更高级的干部揪出来，肃贪的工作似乎还做得不够。因此应该寻求一种如何克服这种不断寻求更高级干部贪污问题的不正常心态。我不是说高级干部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而是说不问事实如何，一味怀疑高级干部的廉洁性，是一种有害的不正常心态。
群众的这种心态从何而来？是因为对高级干部的怀疑。为什么独对高级干部有怀疑，而对一般干部的怀疑较少？因为一般干部有上级管着，为非作歹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越是高级的干部，监督他们的人越少，难怪他们对高干有不信任感。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最核心的问题是少数高干确实有置身于法律之外的嫌疑。当然，他们并没有牵连到某一件诉讼案子，法律对他们是否适用并无事实根据来作判断。可是事实却可证明，舆论对他们的批评监督从来没有出现过。批评尚且不许可，遑论法律的制裁？
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搞个人崇拜，而且搞到了极点，把领导当成神而不是人。谁个批评他，立刻可以以言治罪——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判刑甚至处死，比之一切邪教还要厉害万倍。邓小平同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毛泽东还原为人，并且将他一生的功过作了七三开的估计。由于破除了个人崇拜和迷信，这才有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对高级干部缺乏公开批评的陋习，至今尚未破除。这一陋习并没有帮上领导干部的忙，事实上是帮了倒忙，导致了老百姓信心不足和一味怀疑的非正常心态。
以上，是我从宁波贪污大案想到的一点建议。要让人民对铲除腐败、肃清贪污充满信心，就必须有一个政治透明、法律平等、监督彻底的民主气氛活跃的大环境。
■ 配合政府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
I、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从19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土地被割让，主权被侵犯，人民被奴役，财产被掠夺，外国军队和殖民地官员侵犯中国百姓的人权，故中国人的中心目标是抗击外侮。当时认为只要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御敌，所以满清政府造了许多兵工厂、开了学堂、培养技术人才。但因为军队组织涣散，政府腐败，光是武器拯救不了中国。于是80年以前由学生和教授发起的五？四运动提出要使中国强盛，缺的不仅是武器和技术，尤其缺少了民主和科学，中国人称它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后的半个世纪，为了追求民主和科学，有几百万仁人志士为之牺牲。这期间先是内乱，军阀混战，后是日本侵入。到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和平发展的希望。本来应该是民主和科学得以大行其道的机会，可是事实这两者都没有任何进步。到了1976年毛泽东死的那一年，经济面临崩溃，供应奇缺，粮食都不能保证吃饱肚子。尤其是人权丝毫得不到保障，人们可以随便被拘禁、关押、拷打，甚至处死。一个国家普遍地缺乏人权，连领袖也不可避免被抓，被斗，被拷问，被抄家，生命受到威胁。要得到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攫取权力，所以文化革命是一场夺权的混战。如果把对方打倒，对方就可被你摆布；如果被别人打倒，自己便失去了一切，可能包括生命。所以夺权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文革期间在每一个机关、学校、工厂等等都分成两派或三派，彼此夺权，你死我活。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充满了阴谋、残忍、诡计多端。这并不奇怪，任何人被置身其中时，为了自身的安全必定变得残酷无情，寡廉鲜耻。
1978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整个改革过程是一个逐渐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但由于对经济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改革遭遇巨大的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所有制被全民所有制所取代，它是严厉被禁止的。缺少了明确的所有权，交易难以进行，而交易是市场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下，货物由计划分配，不取决于愿出多少钱去买，因此不可能发生市场竞争。按理说，个人所有权和自由选择理应受到欢迎，但意识形态的阻力非常大。文化革命禁锢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虽然许多人在文革中受了罪，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文革之后，人们开始思考过去。小平同志适应时代潮流领导共产党解放思想，纠正了对毛的个人崇拜，将他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客观地评定他的功和过。20多年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改变了面貌，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对外贸易连续20年以15%的年率增长，而且有几千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几亿人口脱贫，这些变化在中国恐怕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如果我们比较五？四运动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20年，也许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和科学只有通过市场的建设才能得到发展，而不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市场是一个伟大的的老师，它教育人们为了平等和自由而奋斗，因为市场运作是基于这二者之上的；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发展就等于平等和自由，而是说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容忍市场化的渐进变化，它确能带来惊人的成就。相反，如果政治领导人思想僵化像文革时期那样，容不得变化，国家就将陷入麻烦，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从过去的经验看，多半是以暴易暴，于是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循环将继续下去。
II、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改革
所有的政治改革都面临一系列限制。如果没有限制，也就没有必要搞政治改革了。政治改革的目的，正在于逐渐消除这些限制，所以从事政治改革需要很高的技巧。
改革是政治领导人和百姓群众的一种合作。没有这种合作，任何政改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具备这种合作精神，就要首先培育这种精神。
从事改革的个人和组织应该明白，政治领导人也希望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只要可能，他们会为此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约束条件，并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受着要求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推进改革的人应懂得领导们经受的约束和压力，应帮助领导减少约束，同时用和平的方法增大要求改革的压力，这样改革成功的希望可以增大。
我国最初的改革主要出于政治压力，因为文革结束时有几百万件冤假错案，他们的状态亟待改进。但改革20年之后的今天，改革的主要压力是财政性的。因为大批国有企业亏损，造成国家银行的巨大坏账。如果不加制止，政府将走向破产。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正义受到破坏，只有高速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这些矛盾，因此经济因素已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政府领导们面临的改革约束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担心改革失控，最稳妥的办法是照过去的办法办，也就是不要改。从短期来看，这是对的，但从长远看，没有改革国家将走向衰退和动乱。所以政府必须在改革和稳定之间寻求折中。所以我们常常见到改革有时前进，有时倒退。为了减轻这种约束，推进改革的人应比较改和不改的后果，分析改革可能造成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约束是关于决策过程的约束。中国的决策过程被称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决策方式在邓小平时代并未有多大变化。已如前述，如果领导的人权能较好地得到保障，他们能较自由地发表意见。否则，如果说错了话，站错了队，他们会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每个人都要猜测别人如何说，特别是最高领导持什么意见，所以中国的事情与第一把手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改变决策过程并不容易，改革力量应保护那些因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减少领导人的顾虑，使决策过程能更充分吸收各方意见。
第三方面的约束是既得利益者的抵触，为了减少这种阻力，政府要对因改革而受损的人适当补偿。这要求政府和共产党有较强的财政力量，准备这种力量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不要向领导提出挑战，不能提多党制、三权分立、实行普选等口号。相反，应充分肯定过去改革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向领导权提出挑战，结果很可能是政改之门被关闭；而不改革会造成矛盾激化，对一切人都不利。相反，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倒可能打开改革之路。其实，百姓关心的只是人权，他们并不关心民主。例如香港回归之前，当地百姓的人权得到尊重，他们虽然在港督统治之下，但不是亡国奴，他们的当地人和英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香港百姓从来不问是谁在统治他们，也没有民主的要求。只有当百姓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诉求民主。
我国改革以来，个人权利有了巨大进展。现在人们可以辞职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可以旅行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甚至可以出国；可以打官司，甚至把政府当被告；在私底下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但公开的还不行）。最重要的改革是政治领袖们的人权得到较好的保障。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可以平安退休。彭德怀、刘少奇、贺龙，许多部长们都被迫害致死。改革之后许多领导退休，仍过着和平生活。万里、乔石等人都是和平退休，连赵紫阳也还有机会玩高尔夫球。这一变化大大缓和了领导层之内的个人关系，一个比较民主的气氛可能出现，这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再有是没有政治犯被处死，这和文革时成千上万反革命被枪毙相比，有了巨大进步。人权法治方面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宪法中加进了民主和法治的说法，当然，纸面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作很大努力。
现在中国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方面还有不少问题，社会正义受到挫折，有特权的官员有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方面情况改善得不够快，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共同规律，发展中国家变为民主法治国家要用很长的时间。
III、和政府合作
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来推动政改，必须和政府保持合作，这种合作要注意方式。一方面它必须独立于政府，是一种民间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和政府保持沟通，传达各种信息。如果民间力量等同于政府，就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如果和政府闹对立，它们很难存在下去。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防止文革重演，一个广泛侵犯人权的悲剧。中国共产党没有否认文革是一个错误，但至今未能对文革作出有深度的反思，其产生的根源，何以发现出了错而不能纠正，今后如何防止等，都没有认真地广泛讨论过，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文革过去20多年了，新的一代人根本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儿。这对中国是一个现成的危险。对于推动改革而言，首要的迫切任务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很情愿，理智地想一想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文革对党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如何能让它卷土重来呢！
中国第二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国企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但事实上它已成为共产党政权一切经济麻烦的总根源，党的控制权正在被它严重地削弱。而且权力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份额是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党所设定的三年脱困的目标，看来要落空。国企的缺乏效率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经验。中国特色是要坚持以国有制为主，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早一日觉悟比晚一日觉悟造成的危害可以减少一些，国企民营化，提高了经营效率，国家从税收中得到补偿，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第三项改革的任务是教育人民从奴隶或暴民的轮流转换，改革成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公民。这要树立新的法律、道德、习俗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人权观念，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孔夫子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一个分等级的构架之上，他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权的构想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居然想出一个社会人人平等，没有特权而仍能治理得有条不紊。
中国人习惯上将政府官员认做父母，官员将百姓视为子民。官员处于支配地位，而百姓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观念与民主社会是不相容的，中国百姓遇到欺侮时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一个大官为他申冤，这在农村中尤为普遍，其结果就是个人崇拜。虽然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巨大破坏，但许多农民及城市工人仍旧崇拜他。在现代社会中，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建立在某种契约性的规定之上，百姓委托官员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并雇用公务员处理公众事务。但是在中国，政治家和官员是天生的领导，人民则是被领导。当百姓对官员失望时往往采取极端手段，即造反，而不是按法律办事。中国的这种政治现实远远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应有的，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就是在压迫和造反的循环中度过的。这种关系不中止，不可能出现民主社会，改变这一观念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过程，它需要耐心和踏实的努力工作。
中国政治上的危险在于政府和百姓任一方失去耐心，进而导致冲突。所以对百姓的耐心教育是重要的，也应受到政府的欢迎，这应当是推动改革社会力量所应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其实政府官员不过是穿了制服的百姓而已，官员的问题最终是百姓的问题。教育的内容应是守法，培养谈判和妥协的精神，取消和抵制特权。这些观念在原来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是没有的，或极其薄弱的，但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却是极重要的。
中国人和共产党必须深刻懂得人权的意义，人权是一个普遍概念，它与国别、文化、民族无关。特权和人权是彼此抵触的。如果某些人有特权，其他人便没了人权；如果每个人都有人权，就不能允许任何人有特权。所以得到人权的方法很简单：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
法律的原则是公正。在现代社会中很难会制订一部缺乏公正的法律，或赋某些人予特权的法律。所以特权是隐蔽地存在于司法的实践之中。它通过不公正的判决，政府权力的滥用，权钱交换，漠视法律等表现出来；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中，百姓要得到公正的对待要支付巨大代价，甚至要送掉性命。
市场制度允许贫富的分化，但这种分化遭致了批评。事实上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有益的，如果它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因为它奖勤罚懒，鼓励人们为社会更多地创造财富。同样地，人们都不欢迎权威而喜欢平等。但政府权威是有效治理社会所必要，所以我们不应反对贫富分化，也不应反对政府权威，应该反对的是有钱财的人有势，有权的人弄钱。政府的责任之一就是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用钱沟通权力。要教育百姓容许贫富分化和尊重社会权威，缺乏这种教育的百姓不是当奴隶就是起来造反。改变这种心态需要很长时期的宣传教育。
■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是对一切门类的社会科学家具有诱惑力的重大课题。当今的制度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又被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公民所关切。然而，对制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因为社会科学中迄今为止很少有相近于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可信的理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外困难。过去这方面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以后，原先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崩溃，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面发展，这已成为迫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大量文献多半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过去的经验互相矛盾的例子俯拾皆是，结果是越讨论越使人糊涂。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动用清晰(不是模棱两可)的理论工具，从而提出有逻辑上有比较坚实基础的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克服稀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结论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种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供需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寿命大幅度地延长，教育普及，消费品极其丰富而且多样化。但同时资源消耗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成为日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换言之，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成为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过去人们常以为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产品可以极大地丰富，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表面看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格结构引导之下，科学技术才会朝克服稀缺性的方向。反过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可以向以自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发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技术所必要的激励和信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会使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引导科学技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封建制度时科学技术成为帝王家庭的玩具或炼丹术，在社会主义时成为没有商业价值、专门向领导表演的技术)，所以克服稀缺性的关键手段是竞争性的市场和均衡价格，而并非单纯的科学技术。
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一个资源日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厂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更精确地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益，到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称之为交流。今天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费领域却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起之所致。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塌。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 从致富之道到致乐之道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变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透彻地懂得这一点，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这点心得告诉别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两篇文章就能做到的。
由于研究了经济学，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一个措施、一个项目、一条办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财富成了方向标。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以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黄有光教授的文章，“经济成长能否增加快乐？”虽然快乐不能客观地度量，但是主观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由什么决定的。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人们中做了大量调查统计，并不能证明快乐由财富决定。即使有所影响，也决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这些研究不能不使经济学家深刻反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时候，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了浙江的陈惠雄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人本经济学。讲的要意就是说，人要追求快乐而不是金钱。他甚至断言，平均寿命而不是人均国民收入是测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最终指标。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钱没有关系。爱情是得到快乐的重要来源，可是它也可能给人以烦恼。从来没有谁告诉我们如何从爱情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如何避免爱情的痛苦。婚姻和家庭也一样，既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痛苦。有时因为一念之差把一个温馨可爱的家搞成了烦恼之源。钱能给人快乐，可是也能给人痛苦。一些人变成了守财奴，成了钱的奴隶。甚至为了钱不但出卖了良心，而且把命都送掉了。可是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做钱的主人。有些人懂得如何花钱，不但生活安排得好，也会用钱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份能耐可不是哪位教的，而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的教育只教人如何赚钱，而不教人如何从钱得到快乐，更没有教没有钱也能快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经济学里面有所谓帕累托改进，意思是说一项措施使社会中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市场经济就是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进，整个国家就变富了。这里的损益都是经济上的。我们不妨把帕累托改进用在快乐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因此而增加，社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妒嫉心理或红眼病则相反，它使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减少。可是从学校到社会大家都忙于赚钱，没有人讲这些道理。结果呢，财富是多了，但是快乐总量没有增加。
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和他们谈话是一种乐趣。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我想学他们如何使人快乐的本事。我想这是天下最重要的学问。那些使我痛苦的人，自己是否增加了快乐，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而且他们是达到了目的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要防止文革重演，经济学是不够的，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它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却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想一想，这门快乐学重要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