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轼；分类：思想学术；标签：市场经济 ；日期：2017-09-22
中国为什么穷？所有满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都试图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可别签错!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页)，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天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可是正如North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经济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人为什么会努力去找工作？人在单位里工作时为什么会偷懒(上班时养精蓄锐，下班时冲锋陷阵)？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行贿受贿？这些都是经济制度在起作用。好有一比，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的假定，即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个假定虽然不能说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概括进来，但从经常性的规律而言，它十分有力地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现象。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说就是根据经济人的假定而设计的。然而己的动机只是从主观上解释了人的行为，没有看到客观环境如何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国家里有大量的人贪污受贿，另外一些国家里大量的人不贪污受贿。我们不能断言另一些国家里的人不是经济人。同样都是经济人，何以有时贪污受贿，有时不贪污受贿？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可见研究制度之重要。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有分工而没有交换(只有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是一种能较好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粗看起来，交换似乎应该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制度，因为只要两个经济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谁也不能奴役谁，最自然的结果便是协商出一种能同时改善各方境况的方法，那就是交换。可以是交换产品，也可以交换劳动。一旦交换出现，就会有分工，有价格，有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就可以建立了。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现行制度打碎，重新组合起来的制度最可能的应是市场制度。苏联解体后的大爆炸改革路线，其哲学基础也许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中，市场制度是大约在五六百年前才开始萌芽。古埃及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分工社会，由于分工才产生了建造金字塔的专业人才，但那个分工制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它没有演化成市场制度。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金属货币，说明那时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皇权对市场的干预，商人不断受打击，市场是支离破碎，没有形成主宰每个人生活来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一种顺乎自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来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析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面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缛节、增设有形无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末。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均能源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了生产中的浪费，同时也能消除消费中的浪费，使节约资源成为普通的第一守则。
■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出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编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中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的那点微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发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就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节俭原是我国人民的美德。常言道勤俭起家，意思是一个家庭靠勤劳和积蓄能致富。这很容易为每个家庭的实践所证实。它明白易懂，符合常理。但最近许多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说消费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消费正好和节俭相反，难道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很难成立。但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赚钱的经济。譬如说，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花钱买了一件大衣，卖衣的人收到我的钱，一部分再去进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他用于进货的钱变成了制衣人的工资和衣服的原料成本，而买原料的钱最后又都变成了制造原料工人的工资，它将用于工人们的消费。他用于消费的钱，又去买了别人东西，使得别人也有钱可赚。如果每个人都乐于消费，说不定最后有一部分钱用去乘出租车成了我的收入。相反，如果谁也不愿花钱统统都拿去储蓄的话，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再说，我们常听说一些工厂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如果大家努力消费，至少有一部分产品就可以卖掉，工厂也就不困难了。这样看来，消费确实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究竟应该多储蓄，还是多消费？似乎叫人难以回答。
原来在上面说明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即每个人得到收入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余的才用于消费。卖大衣的人，制造大衣原料的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本人都有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的钱起了什么作用，前面并没有讨论。
我国人民的储蓄大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家去投资，用来办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等。我国人民的储蓄也有一部分去买了股票、债券，或者自己用来开办一个小买卖。不论何种渠道，储蓄的钱最后都变成了投资。投资的钱同样要用来买水泥、钢材、付工资。而且买水泥、钢材的钱最后也变成了工人的收入。所以从市场中互相赚钱的机会而言，消费和投资并无任何区别。不能认为只有消费才能给人创造赚钱的机会，投入的开销就不创造这种机会。因为投资也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而任何一笔购买都带来赚钱的机会。换句话说，最后都要变成人们的收入。
但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而消费的钱最后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厂、矿山又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供我们消费。所以投资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储蓄越多，投资也越多，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越快。据统计，我国人民的全部收入中有将近40%用于储蓄，其中大部分又转变成投资。这是我国每年有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消费。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肯定表现为消费量的增加。但仅就经济增长这一点而言，消费是不利于增长的。
有没有例外，确实是有的，即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投资，大家存银行的钱没有人愿意去借来用于项目的投资，经济就会发生周转不灵。越是周转不灵，用于投资的购买减少，人们的收入将降低，人们越是不敢消费。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在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凯恩斯提出来，在萧条情况下百姓不敢花钱，要由政府搞项目来扩大花钱，不论用于投资或政府的消费，都可以使萧条转向繁荣，如果在萧条时鼓励百姓多消费是可能的，那当然更好，用不着政府出面来增加开销。所以说，只有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发生萧条的情况下，消费才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资本严重不足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在设法筹资上项目，缺的是资金。自己的资金不足，所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或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要利用外国人民储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勤俭起家这句话一点没错。
当今有许多消费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为了活跃市场似乎应该鼓励消费，其实不然，增加投资同样会促进消费品的购买。因为投资的钱用来买钢筋水泥，这些钱最终变成了生产钢筋水泥厂的工人工资(也包括用来生产这些工厂所用原料的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直接支付给建筑工人等的工资。这些工资除掉一小部分储蓄起来，大部分都用去购买消费品。所以当今市场不活跃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应该说，消费并不需要任何政策去促进。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们不消费，决不是因为不喜欢消费，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多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这个简单道理曾用极其复杂的方法加以证明，有的经济学家因此成名甚至得了诺贝尔奖。用什么办法使大家的收入能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必须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归根结底，储蓄和投资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担心投资生产出来人民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投资还不如不投，还不如消费掉。可是如果把储蓄都变成了消费，经济就没有缯长的可能了。可见纠正失当的正确方针不是增加消费，而是改善投资的决策过程，不要再搞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这方面经济界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在出台。
童大焕同志主张储蓄和消费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但什么算平衡？我认为这是由每个家庭的选择来决定的。有的家庭多储蓄、少消费，有的则多消费、少储蓄。只要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储蓄和消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适当的平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家庭出于自愿，选择更多的储蓄，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百姓误以为消费对经济有利而选择多消费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用减少消费品供应的办法强迫百姓储蓄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勤俭起家，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但美国在1929年发生并持续了六七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后来凯恩斯提出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应该增加投资。按照他的意见，在萧条发生的时候，居民因收入减少而不愿增加消费，企业家因市场前景不良而不愿投资。此时，政府就担当投资主体，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 穷国咋会生产过剩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下降了六年，经济总量出现了全面供过于求，物价指数变负，各行各业都面临经营困难的局面。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是令人不解的问题，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要搞建设，上项目。政府和民间都有极大的积极性扩大生产，改善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总量上总是供不应求，虽然给大家造成了不便，但却是很符合常识的。大家之所以不能生活得更富裕一点，是因为生产能力有限，是生产限制了消费。这完全合理，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生产过剩。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穷国发生了过剩，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了解经济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政府和百姓渴望致富的愿望。如何才能总体上致富？必须扩大生产，增加投资。另一种力量是阻碍投资的力量，它使资金积沉下来，进入不到建设项目中去；或者建设项目在实施中困难重重，使搞项目的人知难而退，心灰意懒。如果后一种力量超过了前一种力量就会发生投资不足，生产过剩。这正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
我国人民有极高的储蓄率，大约是GNP的40%左右。如果这40%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假定每投资4元第二年可增加1元的产出，我国的GNP就可以有10%的年增长率。现在我国所出现的问题正是储蓄的钱不能全部转化为有效投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信用问题。即百姓储蓄的钱达不到从事投资的企业家手中。
分散在众多百姓手中的储蓄如何到达投资者手里去，原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资金市场。它的功能就是将储蓄的死钱转变为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活钱。或者说，将没有生产能力的钱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的钱。股票、债券、银行储蓄，各种投资基金，乃至亲朋之间的生产性借贷都属于资金市场。我国改革的20年中，资金市场的进展比较起来最为迟缓，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上述的各种资金融通关系基本上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具体运作中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和困难归结为一点，就是信用不良。
钱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靠的是什么？是信用。缺少了信用钱的转手便无可能。百姓将自己的储蓄存入银行，因为相信国家的银行不会倒闭，可是因为国营企业亏损，从银行贷的款不能偿还，国家银行的信用也受到怀疑。而且银行本身并不投资，它再要将存户的储蓄出借给投资的企业家，才算完成资金的转移。这一步同样碰到信用问题，即借钱的企业家是否有信用，到期是否能连本带利返回给银行。在我国，这一步的信用障碍是整个资金转移中最主要的一个障碍。
居民也可以将储蓄的钱不存银行而去买股票。可是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充满着信用问题，许多企业实际上并不赚钱，可是经过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获准上市。几年之后矛盾暴露，股价下跌。这种现象远非个别的，也正是我国股市连年熊市的根本原因。股市的信用问题使得大批潜在的投资者裹足不前，通过股市直接融通资金的渠道因而受阻。
投资基金的风险更大，因为基金的运作是负盈不负亏的。赚了钱和投资者分享，赔了钱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如果基金公司欺骗投资人，后者很难去查清事实。相比之下，只有债券比较安全，但事实上仍要政府作最终担保人，所以审批手续繁复，规模十分有限。
这就是我国资金市场信用阻碍资金流转的基本情况，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持10%的增长率应该是有保障的。
如何健全我国的信用？我认为信用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与国有制有关。中国人习惯于依赖政府，借政府的钱可以不还，借私人的钱尽量要还。所以要建立个人信誉的借贷关系。类似地，国有企业亏损是信用链被截断的一个主要因素，国有银行的高负债和经营不善也与所有权结构有关。试比较一下民营企业，亏损的比较少，即使亏损了也有所有者出来承担义务。温州的一些民办钱庄，经营状况十分良好。我国进入WTO指日可待，外国的私人银行要进入我国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的民营资本办企业办银行呢？
建立个人的信用档案是当务之急。在美国，有三家大的信用记录公司（Equifax，Experian，Translinion），收集个人的信用档案，提供有偿服务。在我国，首先应建立关键人物的信用档案，这些人物包括经理、会计、出纳、承包商、建筑商、销售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律师、医生。
行业协会信用自律也是提高信用水平的有效方法。在同行业中由信用好的企业带头，发出信誉宣言，鼓励符合条件（例如不做假帐，按章纳税，及时付款）的企业签名参加。参加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优待，例如获得低息贷款，抵制政府当局的乱收费，甚至贴补律师的诉讼费用。一旦发现企业行为有违于信誉宣言的，立即除名。
除了健全信用，减少创办和经营企业的阻力也是恢复总需求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企业登记手续十分繁杂。一个企业和工商税务打交道时，企业总是处于不利位置，企业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政府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一情况可以改善，不但我国投资将上升，失业问题也可得到缓解。
■ 乌托邦，美丽的梦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剧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个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诘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已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 (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 (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 制度创新——致富之道
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寻求一个社会的致富之道。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第三世界，那里穷困已经折磨了百姓几千年之久。因为穷，许多社会弊端虽然看得很清楚，却无力去解决；穷又使得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社会再三地落入马尔萨斯的陷阱——通过人们变得更穷而消灭过剩的人口。总之，穷本身使得穷的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广泛的同情心，也出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追求，逐渐建立了一门专门治穷的经济学，即发展经济学。应该说，经济学从它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就在研究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完整书名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 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巨著包括了理论、历史、政策，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此书被后人反复提到的一个基本论点是 “所有的个人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行为，在公正律的支配之下经由看不见的手引导，走向私利和公益的和谐一致”。这个结论不但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200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接受。利己能导致公益，果真如此的话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劝人不应该利己而应事事出于公心，岂不全都错了？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论断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生产率提高了几百倍，靠的并不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恰恰是个人的发财心理。所以斯密的理论一直奉为自由经济主义的依据。
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重大的贡献。他对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贡献还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可能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论断。用现代术语，他所说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就是经济制度。的确，一切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
我们如果对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问一声为什么，立刻就能领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同样在餐馆里洗碗，在穷国里洗碗工收入仅够糊口，在富国里却可坐汽车住洋房。这一现象使得许多在穷国里的青年人希望换一个经济背景，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同样的劳动能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社会环境不同使得同工而不同酬是制度差别造成的。在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里，大量的劳动被浪费，或被用于互相抵消力量的努力，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而且这一类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努力也无法扭转。或者其政治文化背景根本不允许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去解决。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用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制度是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建立和改变的？它又如何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西方学者转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此间出现了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师，如哈耶克(1974年获奖)、科斯(1991年获奖)、诺斯和福格尔(都在1993年获奖)，他们都对经济制度提出过前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使我们对经济制度这一不可捉摸的东西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根据我自己对近20多年来国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体会，可以对这一学说的成就作如下的理解。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它包括成文的法律和条例，和不成文的习惯和道德。例如国家干部可以拿大锅饭的工资，城市居民每月有几块钱的物价补贴，有些会议上分送礼品，某些人的某些消费可以公款报销，过去还规定出差坐飞机或软卧要够一定级别，农民不得进城谋职或允许他们谋职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制度，因为它们规定了一国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按什么规则在它的成员之间分配的。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同，从而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效率最高的分配方式是取消一切非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人们仅当提供劳动、资金、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淡水等)这三类生产要素时方可取得相应的收入。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
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如果要素属于谁的还不明确，当然更谈不上对要素提供者付给报酬了。例如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明确，农民将不愿增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如果投资者对项目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他也不会关心项目的经济效益。
决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活动中除交货付款之外的一切费用，包括企业使自己具有法人地位的登记费、搜寻交换对象的信息费、讨价还价的谈判费、监督合同执行的监督费、对方不信守合同引起的损失及诉讼费。社会经济效率降低的原因是交易费用高的原因。人们寻求交易费用低的办法，于是发生公关费甚至贿赂。明确财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例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与公社制赚工分相比，就可节约监督成本；类似地小业主与合伙制相比监督费用也较低，但单人的小业主资金力量薄弱。当人们的商业道德水平降低时，社会的交易费用上升，效率降低。
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变的结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极不合理的禁锢逐渐被取消。要素市场逐步在建立，它在分配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在增加，尽管阻碍要素流动和交换的老毛病还不少。物价逐渐理顺，使借助低价而获取收入的机会(如官倒)减少。所有制的多样化出现了监督费用很低，效率很高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心。税收的规范化使靠不公平竞争获利的机会减少，各种市场的建设使交易过程透明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应该看到，人们从非要素市场得利的机会仍旧大量地存在。假冒伪劣成为牟取暴利的来源；公款吃喝乃至嫖赌远未禁绝，更不必说贪污贿赂。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降低，经济纠纷大幅度上升。这些机会引诱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从邪门歪道牟利，将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非要素收入渠道的制度化、定型化，这将把我国的经济制度引向邪路，以后纠正将十分困难。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
■ 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
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我搬家之后的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她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5岁，虽然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但还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房东太太有了这么一个拖累，再加她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单身母亲受国家照顾，另外又有失业救济金。她做二房东，出租住房，也能有些收入。不过，靠救济过日子，总不可能很宽裕，只得量入为出。
当然，西方人一般生活水平较高，吃、穿、用都相当讲究，至少从我的眼光来衡量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社会劳动的价格高，或工资待遇高，所以穷人虽然可以吃得很好，却决不会雇佣别人的劳动。
但我的房东却出乎我意料，经常叫别人来帮忙。洗衣机坏了打电话叫人修，花园里除草栽花也请人干，自己有时出门办事还要请个临时保姆看孩子。后来我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才发现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家里请客要人帮忙，刷房子、搞卫生、照顾病人、花园里除草等等，都临时雇人。我的房东一方面雇人帮忙，一方面又被别人所雇。她为左邻右舍熨衣服，每熨一件平均可赚1美元。在美国经济宽裕的人自己家里有洗衣机，不宽裕的人就到街上的自动洗衣铺去洗衣。不管哪种情况，洗净的衣服要熨平了穿起来才精神。熨衣服和上述其他工作一样，用不了多高的技术，既可以自己干，也可以雇人干。但在西方社会中，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
雇人干活，自己又受雇于人。这不是人赚我的钱，我赚人的钱吗？彼此赚钱，能创造物质财富吗？为何如此折腾呢？
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活动，或者说彼此赚钱的活动，结果为全社会中的每一个参与买卖的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生活享受和更好质量的商品服务。
如果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偶一为之的活计总不如天天从事的来得熟练，房东熨衣服的速度比我的速度几乎快一倍，而且熨得更挺。因为速度快，当然也更省电。又因为专门从事熨衣服，她有一种特殊配方的浆水，以及专用的喷头，使熨好的衣服更耐皱。不仅熨衣服如此，任何一种工作，由于分工专业化，可使技术熟练，质量提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这在一家一户自成一体不求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房东熨衣服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这是最适合于她的生活特点的一种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闲着没事，如果能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或优点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自己又能增加一点收入，真是利人利己。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习惯就提供了实现上述希望的机会。而社会上这种习惯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时，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更多地享受别人提供的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仔细想来，现今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商品，归根究底，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且不说像彩电、冰箱这种技术上复杂的产品，就以简单的产品如一包火柴，我们之所以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到，不是全靠着分工么？没有了分工，那怕付10倍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人能独立而不求人地生产出一包火柴来。上面提到的人人参与买卖的社会，只不过是将这方面的潜力进一步加以发掘罢了。在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也吃市场上买来的面包。因为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
诚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右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太多，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果真如此的话，未来50年到100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买卖的障碍太多。
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于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入。
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式样化，有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6点到11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是消除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
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
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精神。
再有，市场中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 再谈交易费用
手续烦、办事难，从经济学来看就是交易费用高。其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定的出发点缺乏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交易费用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这使得他们在发展复杂产品时受阻，在国际比较中他们只能出口简单产品。降低交易费用会导致价格趋近于成本，这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前两天偶然和朋友谈起买飞机票的经验。他有一次拿了介绍信去买机票，因为所盖的章的级别不够，不得不再花上一整天时间，逐级上报审批，换了介绍信才算买到。
我自己则有一段更奇特的经历。1989年春出差去深圳，开了买机票的证明。不料广州民航售票处拒绝卖票给我，理由是我出差目的地是深圳而不是广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只有一个售票处。我对售票员的这种故意刁难非常气愤，当我怀着一肚子气恼跨出售票处大厅时，忽然窜出一个票贩子，对我说，多花150元钱，不用任何证明，他可以帮我买到机票。我立刻明白售票员故意刁难的原因。他和票贩子是串通一气的，否则票贩子凭什么能买到飞机票呢？这150元钱就是因为政府这项规定引起的交易费用。
在中国还有一桩怪事，即出版社可以出售书号。不费吹灰之力，几千块钱就到手了。
类似的现象还有几百几千。
在旧社会只有税官和县太爷是肥缺，现在连售票员也成了肥缺。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必要地过严过细，所幸从1993年起单凭身份证就可以买机票了，免除了介绍信。
在美国，通常是通过旅行社买票。我只要拨一个电话给我熟悉的旅行社(当然是我认为服务最好的)，告诉他旅行的有关要求，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做出几个旅行计划，不同的起飞时刻、不同的航班和换机地点、不同的票价。我选定一个方案，票就算订好了。然后开一张个人支票用普通邮递寄去。对方收到支票后就将机票寄给我(不必等支票兑现，因为万一不能兑现可以在登机前将我拦截下来)。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票买到手。附带说一句，在美国送信的邮差兼管收信，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信寄走。这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中国，手续烦，办事难是出了名的。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尤其有突出的体会。从个人来看，手续烦是增加了金钱或时间的支出；但从全国看，类似的浪费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许多人的劳动彼此抵消，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相信的是经济必须要管才能搞好，个人行为也要监督和限制，所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彼此相互的管理。买粮食要粮票，到机关办事要介绍信，进门要填会客单，搬家要派出所批准，还要疏通粮店和邮局，调工作要人事处同意，结婚要领导签署意见，寄文章出国要部级单位保密审查。不必说调动工作或办出国护照更要过五关斩六将。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个人的消费，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交换。生产过程也包含了一系列交换。有人对铅笔的制造从原材料采集到成品出厂作一统计，要经过近二十多次交换。铅笔还是一种最简单的产品。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伴随交换的进行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市场经济只好停止运作，最后只有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经济才行得通。
大家都知道，中国小轿车的价格比美国贵一倍多，如果分析每一个部件的生产成本，多半是中国比美国低，但整车价格反而贵出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交易费用高。轿车是一种复杂产品，其中包含了上千次的交换。如果能把因这些交换而发生的公文往来、扯皮、盖章、开介绍信、开会等非生产性的交易费用统统都减下来，轿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
从交易费用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下述现象。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能出口复杂产品，而市场不发达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有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投资建了一些生产复杂产品的工作，按计算产品成本很低，很有竞争力，但建成之后被复杂的政府规定和官僚关系弄得寸步难行，几年之后也不能投入生产。中国住房紧缺，但许多住房建成后半年一年也没有人搬进去住。因为分配住房的交易费用极高。住房分配会是最耗费时间的，背后还有数不清的个人接触(所谓做工作)，弄得不好还有人寻死上吊。
超级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质量划一，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也就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最近国内有人反对明码标价，提倡漫天讨价，着地还钱的做法。说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商品的价值。不知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何在。如果美国超级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用这种付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售货员增加10倍也不够用。相反，如果中国市场上消灭了一切虚伪欺骗的价格，人们不再在价格上动脑筋赚钱，而去发展生产来赚钱，整个社会的浪费将减少，生产将增加，生活将改善。
■ 自由价格万岁
万岁这两个字常常用作政治口号。如果把它用到严肃的学术论述上，就显得轻率了。正像“绝对”这两个字也极少用在学术上，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真理”只是相对正确而已，在讨论经济问题中尤其不能用这一类十分武断的字。现在我把“万岁”和价格联系起来，并不是说价格真的会存在一万年，而只是强调它的存在远比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为远。
从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决不可能再继续几百年。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更因为浪费资源产生的环境后果严重，地球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从社会的内部关系来看，贫穷差距扩大，失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都与经济制度有关。事实似乎证明了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什么样的制度可能取代市场制度？我设想将出现一种新制度，其中人们将更多地追求非交换性的满足，如健康、创造、友爱，较少地追求可交换的物质性的享受。新制度中更多的道德规则取代市场规则。我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但不少同行们批评我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然而在我这个“异想天开”的新制度中，价格仍必须存在，而且价格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必须加强。原因很简单，只要有稀缺性，就必须有效地利用资源，杜绝各种浪费。如果没有价格来标明各种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引起各种错误的替代，造成资源的浪费。人类社会如果希望继续存在几百几千年，就必须珍惜有限的资源，价格的作用显然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我们已经习惯于有一套价格，以至于不了解它的重要性。正像人们习惯于地心吸力而一直到牛顿之前的几千年里不能认识它的存在一样。由于有了物与物的相对价格，作为社会中的人才有了“价值观”，才有所谓“友爱比黄金更可贵”一类的断语。具备价值观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归根结底，价值观是从价格来的，价格是从交换产生的，这一切都是物与物相交换时比较各自的稀缺性而产生的。如果果真有一个没有价格的社会，人们将失去以此为根据的价值观，没有了稀缺性的根本概念，我的有限智力实在无法想象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不管多么不能被大家接受，我仍旧要说“价格万岁”。
有人想象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就可以永远丰裕下去，甚至可以用黄金去盖厕所，说明它的资源配置严重失当，这个社会不论它有多么高超的科学技术，也决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的社会。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
关于价格，最怕的是政府的干扰，导致价格不是市场供需决定，从而发生价格的扭曲，用这种扭曲价格加上赚钱的盈利动机，会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贡献相背。例如粮食是社会紧缺的，可是粮价由政府规定而且太低，种粮不能赚钱，此时利益导向与社会利益不一致。过去煤炭也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不得不制订所谓政策性亏损的办法。在政府不干预价格时此种矛盾本来不会发生，然而允许政策性亏损只会把事情搞得更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赔钱生产煤去维持一个低煤价的结果是使一切用煤做原料的企业产生成本虚假问题。比如说发电厂，它的成本中有一半是煤的价格，由于煤价偏低将使电价跟着偏低，进一步又影响到一切用电生产企业的成本虚假，最后的结果是经济一片混乱。
一般人可能会这样想，价格混乱也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努力生产，物质丰富了生活就可以提高，何必计较价格和盈亏呢!确实，改革前的30年就是按这条思路来计划国家经济的，但结果必然造成穷困。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土地、煤炭、木材、粮食)都是有限的，用到了此处就不能再用于彼处，究竟应该用于何处必须以价格和赚钱为引导。如果拿黄金去盖厕所而不是做首饰；拿地毯当窗帘用；用大卡车去载客；在铁路运输价格更低的情况下却改用公路运输；应该进口的商品却在出口，如此等等，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富裕社会？
改革前一只手表价值100元，一个馒头价值5分钱。这样的比价告诉消费者，你要少吃2000个馒头才可换得一块手表。但事实上根据改革的经验，手表和馒头的比价大约应该是300∶1，换句话说，生产300个馒头消耗的劳动等资源就可生产出一只手表。原先由于价格错误，大家不愿多买手表，手表也就生产得少，如果大家早知道比价应是300∶1，大家会更多地购买手表。这个例子说明价格歪曲如何引导资源使用的选择错误和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手表的价格现在已经得到纠正，这种损失已经避免，但其它商品的价格仍有歪曲的现象，石油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一年出口2000多万吨石油，同时又进口大致相同数量的石油。同一种商品如此大批量的进口和出口光是运费的损失每年将达几亿元，它只可能发生在我国这种价格混乱的情况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可说是一个笑话。上面关于价格重要性的论述当然是不严密更不完整的，要把道理说透的话，必须动用整套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理论，称之为“一般均衡”。它证明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最高。要达到一般均衡，必须是企业都追求利润，消费者都追求效用。但这不是几千字说得明白的。
这里揭示了一个具有非凡重要性的道理：要使社会富裕(所谓物质极大地丰富)，必须对每一种资源作出最高效的利用，判断利用效率高低的唯一方法是用价格作计算。此种价格是由追求自利的生产者和追求自利的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形成的。说得简单一点：要使社会富裕，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人必须自利，并且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相反，如果放弃价格这一信息，或者人们不追求自利，或者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社会必定是穷困的。结论是向钱看不但允许，而且符合道德。
从价格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即让消费者成为生产厂家的主人，从而消灭社会不平最主要的根源，是乌托邦的想法。因为当生产资料全部为消费者所拥有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盈利，因而价格将不起作用。当社会失去了价格信号时，资源使用的效率将受损，结果造成一个穷困的社会。
■ 色情市场——是禁还是放
市场交换使双方得益，但并非一切交换都属合法。选票、毒品均属此例。而色情商品，尤其是娼妓的交换则引起广泛的争论。也会有对以下对各方的理由作了初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弊端。
纽约市最主要的部分是曼哈顿区。这是一个半岛，宽约2～3公里，长达20公里，东边是东河，西边是哈德逊河，南面是大西洋。它的主要街道很有规律地呈东西和南北向，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横街(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编为第1街、第2街、一直到131号街。往北还有132号到263号街，但那已不在曼哈顿区，而是进入布朗克斯区。纽约最繁荣的地段就是从曼哈顿最南端到60号街这一部分。
著名的华尔街、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共汽车总站、高102层的帝国大厦都集中在这一块地带。这里还有堪称全球最高档的首饰店、服装店、礼品店和百货公司。但这一切和42号街一带的熙熙攘攘相比，又略逊了一等。42号街是繁华区中最热闹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性用品商店鳞次栉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性娱乐市场。
性用品商店公开出售各种色情用品，有小说、图片、录音录像带，男用和女用的性交工具，内服和外用的壮阳药和春药，反正凡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东西一应俱全。这里还有规模不一的黄色影院。小的像一间厕所，顾客进去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投下几个硬币就可以在自动录像机上看几分钟录像，这称之为窥视影展(Peep Show)。有的提供裸体女郎全身展示。入夜以后这一带到处可以看到妓女或妓男(提供同性恋服务)，当然还可以看到脱衣舞表演。性商品的广告用各种方法挑动过路人的色情欲望。到过42号街，才认识到由于性娱乐市场的存在，人们对如何满足性的要求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开发，正像人们研究食物和饮料一样，色情业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它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一种性行为。
42号街是一个典型地区，事实上它附近一带都开有许多类似的商店。这一带习惯上被称为“红灯区”。不但纽约有红灯区，其他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红灯区。不但美国如此，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如此，只不过规模比42号街小，也不那么集中了。最近几年在东南亚国家(地区)性商店也逐渐增多。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天主教影响大的地方，性还没有成为商品。
市场经济建立的原则是买卖要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换的协议上。所以只要有需求的一方，又有供应一方，双方都出于自愿，而且在价格上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交易就做成了。只要这种交易不给第三方带来损害(例如工厂为完成订货的生产而造成污染)，那么必定有利于当事人，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当市场给每个人提供交换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
但是，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交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禁止交换的？
有的。举例说，选票是不允许出卖的。即使一个人因为穷而快要饿死时，他显然愿意出卖选票以换取食物，但此种交换仍被禁止。再如人体器官也不允许交换。乍一看来，这些规定不利于交换的当事人。但这样规定是出于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这些基本权利，日后可能会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性用品虽然和个人的基本权利无关，但是否允许公开出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掀起一番热烈争论。其结果是时而放松，时而严格，但没有作出过完全放开或完全禁止的决定。从几十年来的趋势看，则是趋于放松。但有一点是大家认识一致的，即这类商品有害于青少年，所以禁止出售给青少年。美国有些州租借黄色录像带时必须保证自己的居室可以和孩子的居室隔开，而且规定将内容泄露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算是犯法。
性用品既然有害于青少年，难道对成年人就无害了吗？买卖双方自愿是否必定有益于双方？最明显的一个例外就是毒品。性用品虽不像毒品危害那么大，但肯定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负作用的大小与当事人的具体条件有关，因此这成了一个难于判定的问题。黄色书刊可能引起性暴力事件，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考虑，因为交易使第三方受损。但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有充足的调查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近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对色情业的管制最松，但强奸的发案率却最低。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证。强奸发案率低未必是管制放松的结果，可能是日本人的文化、道德和治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加强对色情业的管制发案率或许能进一步降低。
限制色情商品的另一点顾虑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造成失业。一个中等知名度的色情电影明星，在美国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而世界级的色情明星年薪可达百万。她每天收到的崇拜者发来的信超过美国总统收信的数目。在前文《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中提到过，服务业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都创造出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产值。经济学家们估计，美国每年色情行业的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色情商品的交换受到限制，隐蔽的交易十分发达，它真实的交换数量远超过表面上能看到的。色情商品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经营的项目。1990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对色情电影中演员身体的暴露部分加以限制。这项法律立刻遭到澳影剧界的反对，他们估计此项限制将降低澳大利亚摄制的色情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每年将使澳大利亚损失几千万元的外贸收入。
多数人认为妓女提供的服务应属禁止交换之列，因为此种服务不同于理发、饮食，它已接近于出售人体器官，有辱人格和尊严，它造成性病的传播，还可能导致家庭的不和。世界各国政府无例外地对卖淫业持否定态度，而且在法律上一度加以禁止。但事实证明它很难完全禁绝，因为有人愿卖有人愿买，法律禁止的结果是交易转入地下，管理更困难，危害更严重。于是许多国家干脆承认这一现实，改为将卖淫业限制在红灯区，妓女要登记，营业要纳税，政府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保障红灯区的治安，使这种交易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于是卖淫和嫖娼成为合法。但这种行为仍受道义上的谴责。一个有嫖娼历史的人不能竞选议员，更谈不上当总统。正好像一个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并不犯法，但道德上被人看不起。
最近有一位名叫妮盖·罗伯茨(Nickie Roberts)的女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历史中的娼妓》(Whores in History)。她本人虽无当妓女的经验，但曾做过脱衣舞女，因此与这一阶层的妇女有广泛的联系，对妓女的实际生活相当熟悉。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妓女由于收入较高，能大大改善生活，因之健康状况也更好。她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虽然有时也被老板殴打，但不当妓女同样可能受丈夫的殴打。
确实，妓女的收入肯定比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从事卖淫呢？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著名大学所在地)小镇的火车站等车，看见候车棚里写满了提供性服务的电话号码。再有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在休斯顿开会，6月那里天气已很热，旅馆里虽有空调，噪声吵得难以入睡，大家就在外面聊天。到午夜一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姑娘，先是问路，后来又说要打电话。我们觉得可疑，盘问之下才知道是位妓女。她在警察局关了两星期，刚放出来，身上不名一文，只好重操旧业。她有自己的家，但父母知道她在卖身不许她回家。我们问她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她说希望赚上2000块钱回家去。有了钱家里就不会嫌弃她了。她希望找归宿，她认为父母的家还是最安宁的窝。那天她已经游荡了一整天，又饿又困。她要求给她一张床睡上一觉。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闲着的铺。临走时她求我们不要告诉警察，然后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当然，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向警察报告，因为不愿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再制造麻烦。
对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们没有向警察报告，是我们支持违法活动吗？还是认为禁妓这件事在法律或道德上是错误的？显然都不是。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一逻辑上的矛盾正好说明了娼妓问题的复杂性。凭着自己的正义感，对这一丑恶现象大加谴责，甚至采取果断的极端措施，可以使娼妓减少甚至表面上不再出现，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还可以制造出新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我国1950年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彻底消灭了卖淫吸毒等现象，这一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里有什么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坚持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 假如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已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