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分类：文化视点；标签：上海 ；日期：2001-07-13
政治的短暂与文化的永恒
上海与台北在不同年代写下多重的“文化双城记”，台北对上海的感觉和单恋，源于文化记忆。
曾经长期居住在具有自由城邦传统的德国的龙应台，在这次“上海台北城市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大力推销她的城市理念。她说：“我观世界版图，我的眼睛里没有一片片的国土，只有一个一个点状的城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意识开始淡化，城市意识正在崛起。龙应台的讲话突显了这样的主题，那就是：文权高于政权，城市高于国家。
来自上海、台北、香港和纽约的代表，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倾诉了台北与上海的文化心结和台北对上海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起源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离大陆之际，大批上海官僚、商人和文人及其子弟迁台，其中三个人物对台湾人的“上海记忆”有“突出贡献”，首先是白先勇，他的小说中的上海交际花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舞女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象征着上海的摩登世界和台北情欲的历史性接轨；另外，台湾作家刘呐鸥对上海的“黄金窟”和“美人邦”的形容，以及李香兰的“东方巴黎”的赞誉，也为塑造“上海神话”推波助澜。
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廖咸浩认为，台北与上海有共同的殖民地身世，这是它们彼此认同和互动的基石。华东师大青年女学者毛尖指出，这两座城市在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动荡中写下了多重版本的“双城记”，其中既有白先勇的童年记忆，也有侯孝贤的《海上花》，在“上海镜像”中投射着台北人的浮华梦想。研讨会期间，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学生展出了他们创作的《新上海百多图》，以上海人的眼光诠释了家乡城市的风物景象，也引起到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富于戏剧性的是，两年前龙应台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啊，上海男人！》的讽刺文章，并由此引发了上海男性的强烈愤慨，但该风波并未构成台北与上海的交往障碍。近年来在台北掀起上海热，大批商人和专业人才流向上海，成为台湾移民的重要目标地。经过五十年的岁月，台北人重新做起了炽热的“上海梦”。
这次台北代表团阵容整齐，学者代表多由女性组成，大打“美女文化牌”，显示台北方面对上海的情有独钟。值得玩味的是，在研讨会上，只有台湾学者高唱“台北人的上海记忆”，而上海学者却没有对台北方面产生“文化恋情”的迹象。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汪天云就此向亚洲周刊指出，这种城市间的单恋格局，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奇特景观，与上海与香港的互恋关系迥然不同。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出现了一批来自两岸三地的美女学者，其中台湾佛光大学副教授赵孝萱、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黄念欣、上海师范大学女教师萧萍，均以出众的才学和美貌令人瞩目，为研讨会增添声色。一些与会的男性代表戏称：“美女作家时代已经终结，美女学者时代正在降临！”
龙应台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龙应台回顾了台湾历史，认为在明清的政治和经济移民时期、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台湾均没有出现自主独立的文化决策权力机构。台北市文化局的成立，意味着台湾文化史的重大突破。龙应台解释说，台北文化局与大陆文化局模式完全不同，在地方自治法之下，这个地方机构完全独立，是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城市文化发展规划。龙应台进一步为自己顶上的“乌纱帽”辩解说，作为文化局长，她绝不是市长的御用工具。
龙应台表示，她最担忧的是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过分强大的行政机构在集权社会里将成为文化的压迫工具，而在民间力量相对薄弱的民主社会里也会形成行政垄断格局。龙应台透露了她的施政大计：首先建立有效的文化机制，整合民间力量，鼓励企业投资文化艺术，然后就退行为小的和无所为的辅助机构，以此避免日后成为文化发展的死敌。龙应台的为官格言是：政治是短的，文化是长的。
龙应台分析比较了台北不同于新加坡或香港的特点，认为台北的优势在于民众富于开拓精神，蔑视法规和宪政。她笑着警告上海当局：“大批这样的台湾人现在已经跑到了上海，你们要特别当心！”她指出，台北经济基础结实，居民年平均收入三万美元；它又长期重视教育，市民素质较高；此外，没有经历大陆文革那样的政治灾难，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持都十分良好。所有这些都是台北在“城邦战争”中的犀利武器。
龙应台忧虑的是，台北在华文出版、图书和唱碟等方面的龙头老大地位，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和出版业的开放、以及台湾出版人才的大量流向上海而丧失殆尽。她认为，各大都市之间与其互相拆台、大演四“国”演义，不如建立策略上的联盟，营造“共荣机制”。以出版业为例，她建议形成香港新加坡提供国际资讯、台湾提供设计出版、大陆提供销售市场的一条龙程序，化竞争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她说：“我这次来敲一敲门，看看上海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思考。”
摘自人民网